从读书人到读屏人：我们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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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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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生活于十五世纪中期（1400年代）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在斯特拉斯堡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铅字活字印刷术」，迅速燃起了一次媒介革命，欧洲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记上千万份印刷品。

神权乃至王权专制时代对知识的垄断忽然遭遇了滑铁卢，知识的迅速普及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

倒退三百多年的宋朝，毕昇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泥字活字印刷」，随着书籍的增多普及，北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大跃进。

沈括的《梦溪笔谈》随即出现，儒家学术从社会伦理层面一跃而进入对宇宙、人生、知识论的整体探讨，智识阶层对社会国家的全面关照成为此后中国历史的基本形态。

当然，书籍的普及与东汉的蔡伦也有莫大关系。

纸与印刷术的结合，缔造了人类的「阅读史」。

试想在汗牛充栋的竹简时代，在欧洲的羊皮书时代，一万头牛拉的书，居然抵不上如今一个拇指大的U盘。

当我在深夜凝视着眼前闪烁的屏幕，不免在历史沉浮跌宕的想象里喟叹科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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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整个社会族群中「读书人」的强力崛起，智识的开放状态带来了「个体最大可能的自我实现」，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加速期。

如今我们甚至于恐惧于「科学的力量」——它的无限制的发展，它的造福与毁灭的力量。当科学随着「读书人」的离散性而带来了对宇宙的探索和微观世界的呈现之际，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同时带来了一种「新的无法描述的反智倾向」。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社会学家已经发现，社会大众的阅读趣味已经被媒体分割。

约瑟夫·塔洛所著的《分割美国Breaking upAmerican》中说：「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人们塑造媒介的方式同样发生了革命性改变。这种改变与家庭具有的视听选择的重大变化相互影响。」作者注意到美国「正在经历社会塑成型媒介和阶层塑成型媒介之间的重大平衡转换」，而这种转换所鼓励的生活形态的分割对社会结构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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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个体所具有的视听选择的重大变化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是电脑的大量普及和互联网媒介的爆炸，把大众从电视模式吸引到了电脑模式中；

第二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将人们从电脑模式吸引到了手机模式中。

第一次变化导致了传统巨型电子产品企业面临联想、戴尔、IBM的强力冲击，第二次变化塑造了苹果、小米、华为、三星对PC机市场的再一次颠覆。

随着技术革新与硬件产品的洪水涌来的，是人们的视听模式的无形转换。这种转换伴随着的是人们在辨识力匮乏状态下对「内容」的被动接受，而电子传媒的幕后黑手极力地迎合与引导人们走向「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中。

这种习惯又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是阅读内容的新闻化；

第二是阅读内容的简短化；

第三是阅读时间的碎片化；

（编辑：东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