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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焦虑感为何越来越强?


2021-06-09 10:10 [评论] 来源于:财经自媒体
导读:年轻人的焦虑感为何越来越强? 原创 张明1977 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张明研究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注:最近,一个来自河北某知名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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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焦虑感为何越来越强?

  原创 张明1977 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张明研究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注:最近,一个来自河北某知名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在参加某综艺演讲节目时,说出了“我是一只来自农村的土猪,却要努力去拱城里的白菜”这样形象的话。这句话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支持与反对者都很多。笔者并不想对这句话进行点评,而只是想说,这位同学还是把高考的重要性想得太高了。即使高考顺利,他如愿进入985、211高校之后,大概率将会发现,人生遭遇的“吊打”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些年,的确发现年轻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这篇文章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本文不是新文章,而是笔者去年出版的《宏观中国》前三章中部分内容的重新组合。我试图说明,年轻人焦虑感增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下降,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下降。要破解这一怪圈,从宏观层面来看,离不开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强化以及教育改革的提速。

  一、20世纪80、90年代的故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快,该国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但问题在于,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呢?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的质量,在传统文献中,大致可以用人均受教育程度与人均寿命来进行衡量。而人力资本投资,从国家层面来看,可以用一个国家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

  不过,笔者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比较新颖的衡量标准。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将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教育支出的比例。这无疑是一个更加微观的衡量标准。为什么只看中低收入家庭,而不看全部家庭呢?这是因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高收入家庭,均有很强的动力将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在这方面投资的国别差异更加显著。

  尽管笔者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然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子女教育占这些家庭所有支出的比重也应该不低。为什么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呢,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是因为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很高。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中国农村家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一个最有天赋的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学费不高,而且有一定补贴。因此这个孩子上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例如公务员、国企或外企)。这个孩子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进城工作之后,还会千方百计帮助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进城、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与身份的跃迁。用经济学术语而言,这个家庭对上大学孩子的投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投资回报率很高。

  从更深层次来看,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较高,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强,因此草根阶层的孩子可以在家庭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甚至可能帮助整个家庭实现阶层跃迁。在20世纪80、90年代,高考就是这样一个帮助草根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最重要机制。当时有两句俗语可以用来很好地刻画这种阶层跃迁的故事,一句是“知识改变命运”,另一句是“鲤鱼跳农门”。

  我们可以用“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这个指标是指父母一代人与子女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越低,反之亦然。表1比较了全球若干国家的代际受教育相关性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最低,表1中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最高的前7个国家都来自拉美。相比之下,丹麦、英国、北爱尔兰、芬兰、挪威等西北欧构架的社会流动性较高。有趣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流动性在表1中高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表1.2的调查时段是1994年至2004年。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是较高的,这支撑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高回报率。

  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阶层流动性很高呢?追根溯源,这其实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十年浩劫高度相关。在文革中,有很多精英阶层的人被打倒,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文革结束后,中国精英阶层一度出现了断层。因此,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倡导下,中国政府采用了通过高考来选拔培养人才的机制。而当时的高考对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而言还是较为公平的。年轻人不论出身,只要能够考出高分,就能获得上大学的权利。而在那段时期里,大学生供不应求,只要能上大学,通常就能找个很好的工作,实现阶层跃迁。换言之,文革虽然是场大灾难大浩劫,但它的副作用之一,是提高了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编辑:东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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