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一大早，张凤、翟兴佳等5名护士第一天到转运组工作。在东莞疫情日趋平稳后，3月28日起，转运组的大部分队员开始轮休，只有3名司机、3名医生尚无人顶替，坚持了一个月多仍在值班。

这一天，东莞无本土新增病例，也没有境外输入病例，转运组一趟车也没出。这样的空闲是陈玉玲最为期盼的，作为东莞市人民医院派驻市九院感染科护理组长，2月25日，她紧急出任转运组护士长。

工作22年，陈玉玲经历过非典、H1N1甲流、新冠的大考。她忘不了最繁忙之际，转运组一天要出十几趟车，最多时一天接回40多个患者。出一趟车来回最长的超过10个小时，工作人员才能脱下防护服。

转运组队伍最庞大时，同时有10名司机、11名医生、26名护士（1名护士长、10名出车护士、10名消杀护士、5名院感督导护士），来自全市20多家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绝大部分具有丰富的急诊、重症救治经验。

转运任务急重，接到任务常常是在深夜，转运人员披星戴月出发，奔跑在凌晨的东莞。去年底入职市九院的陈裕丰副主任医师是转运组组长，他说，“我们不是纪律部队，但每次出动都是军令如山。”

3月26日下午4时15分，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东莞冰雹橙色预警”，预计未来4小时水乡片、城区及其他10个镇可能有冰雹，伴有强雷雨及8级短时大风。下午5时许，暴雨如注，就在此时，“军令”到了。

出车任务发布群内，市九院行政总值发来指令：“请车3叶伟平、姚锦兰、项艺鑫，出车至常平，接（本土）患者1人……病人有咳嗽、流涕不适。”雨越下越大，车组连从楼内走到救护车上都困难重重。

救护车司机叶伟平来自厚街医院，护士姚锦兰来自横沥医院，医生项艺鑫来自桥头医院。傍晚6时30分许，雨势稍小，他们出发了。晚上9点半回到市九院，交接、消杀、脱防护服、洗澡，回到酒店已经11点。

这是转运组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按时出车的一次，而3名车组人员还饿着肚子。在转运组工作，谁会没有饿过肚子？高埗医院护士袁彩霞2月28日下午1时匆匆出车，深夜11时50分才回到酒店，快饿晕了。

大朗医院的叶敏波医生说，转运组24小时轮班，争分夺秒，“经常饿过头，但无论如何得先严格完成转运。”这也是南城医院医生戴国斌对自己的要求，他工作21年，始终“以微薄之力，护人周全”。

转运组医护人员见过新冠患者最脆弱、最坚强的一面。虎门医院护士许露有一次去接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她妈妈已在市九院。小女孩一上车就乖巧地靠到她怀里，那一瞬间，她心疼得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而虎门医院医生黄子正印象深刻的是沙田一名11名男孩。当时，他的家人已都在市九院。从隔离点到医院的路上，他没有一丝不安，下车时还一再致谢。男孩的懂事，让黄子正连日的劳累与压抑一扫而空。

3月28日凌晨4时，石排医院护士朱天如去塘厦镇接一个孕妇，“上车时，她的爱人询问是否可以一起来医院。没等我们回答，孕妇说不用了，让他在家好好隔离。她先生眼含泪水，不舍地和她说再见。”

那次，莞城医院护士袁健诚在一家隔离酒店接上从香港归来的一个妈妈和两个小朋友。下车时，这个妈妈头晕了，他马上推来轮椅，原来这个妈妈正在怀孕中。袁健诚的妻子也在怀孕，这让他有点揪心。

转运组像一个“窗口”，医护人员窥见了新冠患者最真实的生活，喜怒哀乐交织在一起，五味杂陈。莞城医院护士梁浩莹工作6年，2020年至今支援市九院6次，她说，“真希望每次出车都是最后一次。”

对于转运组医护人员而言，凌晨出发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在烈日下回到市九院，外面30度的高温，严密防护服内已像蒸笼，此时，转运组护士还得对救护车仔细地进行消杀，下一次随时可能出发。

2月27日，东城医院护士李翠莲中午12点接班，负责进行转运车辆的消杀，“大太阳底下，刚穿上防护服我就感觉不断流汗，面屏很快起雾看不清，到下午6点结束时，洗手衣湿透了，头发都可以拧出水了。”

陈玉玲每次想起这些，就忍不住心痛。“因为全程都要穿防护服，戴着N95口罩和硅胶手套，人闷在防护服里都是汗，转运组的每个成员脸上都是压痕，耳朵后面也是勒痕，有的人手背上还长满湿疹。”

市中医院医生廖光辉2月16日就到了市九院转运组支援，他感受过今年春天最冷的时候，也体会过火一般的“烤”验。一次次坚持后，他越来越明白，转运工作更需要奉献，没有毅力是无法走到最后的。

每个患者能多理解、支持、配合一点，是转运组医护人员最大的心愿。长安医院杨英河医生有一次半夜去大朗接患者，他们沿着昏暗的楼道爬上五楼，患者却不想去医院，反复沟通，患者才终于同意。

待他们回到医院，天色渐亮，新的一天到了，他们随时待命，准备再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