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后,我们还能放心吃夜宵吗?

唐山打人事件暂时破坏了许多人对“夜宵场”引以为豪的安全感,但夜宵生意满足了消费需求,也对经济、就业和城市活力做出了贡献,甚至见证着无数普通人的一幕幕人生故事

  文 | 《财经》记者 辛晓彤 李莹 陈敏 叶徐彤 王雨娟

  “唐山打人事件”发生没几天,济南孟氏龙虾海鲜店的老板刘栋林召集员工开了个会。

  “要是咱们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尽量先冲到起冲突的两个人中间去,”刘栋林嘱咐大家。“要是有人下狠手了,就赶快躲开。”过了几天,他还被派出所民警叫去开会,会议的内容也是让各位经营者注意治安问题。

  在广州著名的宝业路美食一条街,这些天也多了不少巡逻的警察。“现在搞得处处都很紧张,本来是没什么事的,现在也紧张了。”蒲天光餐厅的老板泰哥说道。

  长沙的四方坪,“老板不在”的老板大晴收到一位女孩的消息,说在网上看了唐山的视频一阵后怕,特意发消息感谢老板。这位女孩曾经在店里被两位醉酒的男客人骚扰,还好大晴机智地把她保护下来。

  唐山事件发生后,曾有不少网友质疑:“半夜两三点钟吃烧烤的,能是正经女孩吗?”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夜宵是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深夜的一碗热馄饨,能够填饱忙碌一天后的肚子;几瓶啤酒就着烤串,能够带来一天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现代人生活在两重世界里,白天像是披着一层伪装。”辽宁锦州的夜市常客阿唐表示,只有夜深之时,在烟熏火燎的小脏摊,才能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坦露出来。

  中国烹饪协会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消费者每周至少吃一到两次夜宵,只有20%的人从无吃夜宵的习惯。这样庞大的市场,除了满足“夜猫子”们的需求,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乃至成为城市活力与烟火气的象征。

  从北京的簋街,到深圳的盐田,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凌晨时分的夜宵店里、路边摊旁,食客依然络绎不绝,只是会比以往多加一份小心。店家和执法机构也更为注意,努力维护着这份被无数国人引以为豪的安全感。

  酒过三巡后,还是会有人聊起唐山那件事。“东北很少有这种七个男的打一个女的情况,这在‘道上’是很丢颜面的事。”一位东北当地人说。“这不是社会人,社会人干不出来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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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之不易的安全

  在唐山事件发生之前,“安全”是许多人对深夜夜宵场的印象。这样的安全来之不易。

  宝业路是广州有名的夜宵街,白天平平无奇,到了晚上就成了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的宵夜圣地。即便是夜里两三点钟,也可以看到穿着短裤、背心,脚踩人字拖的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手上端着酒杯,嘴里聊着,脸上笑着,场面喧闹,却也透露出这个城市的平静。

  泰哥说,他一整个通宵差不多要招待两波客人。晚上10点到凌晨1点是第一波,基本都是白天要正常上班的;凌晨2点到早上6点,又是一拨客人,这部分人基本都是上夜班,或者夜场的从业人员。

  很多人对于深夜两三点还在外面喝酒吃饭的人会有“社会”“不正经”的印象,但在干了这么多年宵夜的刘栋林看来,大家都是些普通人。

  “360行干啥的都有,不能因为人家作息特殊,就觉得人品不行,这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不过,打架斗殴的事情还是少不了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一线城市派出所民警说,夜宵摊、酒吧夜场等场所是打架斗殴的高发区,因此被高度重视,民警日常都会去巡查。“比如宵夜档厨房里的刀具,我们都会要求用铁链连起来固定。”

  尽管如此,打架事件还是无法完全被遏制。这位民警处理过的夜宵摊打架案件“数不清”,打架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冲突的缘由则千奇百怪。“处理打架的事头疼得很,特别是这些喝了酒的。”有时冲突发生在监控盲区,或者监控坏了,需要通过审问得知现场情况,“十几二十个人带回来,我每个人去问一遍,二十个人就有二十个版本。”

  夜宵店的老板们也是“久经沙场”,各自都有预防和处理纠纷的方法。

  在刘栋林的店里,曾有一次连着一周七天都有人在店里打架,没有一天是清净的。当时店里的员工也很是无奈,问刘栋林:“刘总,你是不是忘了给哪路神仙磕头?”不过,这种小打小闹大多到不了要报警的程度。“打的那几次其实不严重,就是气势上唬人。”

  “没什么大的矛盾,无非是喝酒吃饭时的一个眼神对上了,或者谁说话声音大点了。”刘栋林说。老板稍微调解一下,双方握个手,再一起喝一杯,基本就没什么事了。万一真的打起来,他就会赶紧把客人疏散开,把刀叉之类的藏起来,以免伤及无辜。

  现在,刘栋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午夜过后看到“刺龙画虎”的人来,他就会把他们安置在角落里。“我就说这边安静,方便喝酒聊天。”

  对独身的女孩子们,刘栋林也会格外关照一些。尤其是12点之后,难免会有喝多的男性企图去搭讪。“人家姑娘愿意,那咱管不了。要是不愿意,我就会过去(跟男性顾客)聊两句。”

  三年前的某天凌晨两点钟,四个年轻小姑娘在店里吃饭喝酒,旁边桌有小伙子端着酒杯过来搭讪,其中有个姑娘比较反感,就抓紧把老板喊了过来。

  “我跟那几个小伙子说,醉酒状态下做一些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第二天醒了之后万一想起来做得不合适,你会后悔的。”刘栋林当时就撂下话:“你们几个要是听哥哥的劝,就回自己桌喝,要是不愿喝了就赶紧回家睡觉。”几个男孩子看起来也不像是“混社会”的,听到老板这么说也觉得不好意思,很快就买单走了。

  在青岛经营火锅店的钱钱为了安全问题,专门请了资深同行来分享经验:“打架没有突然爆发的,哪一桌声音大了,就要密切关注,一旦动手马上前去制止。”这位“老师”说。“但是,真要抄起酒瓶子,就别上前了,让店员跟其他顾客都躲远点,立马报警。”

  长沙的大晴在店面的里里外外装了16个摄像头,包括室外大排档区域都能覆盖。这些摄像头除了能记录事件始末,还能对企图寻衅滋事者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此外,大晴也会给服务员做培训,让他们注意观察。如果发现一桌客人喝醉了,引新客时就要尽量避免与其邻桌。“闹事的基本都是喝酒上头,打架前一般有个过程。”在大堂干久了,服务员们都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技能,但凡有个苗头便全体戒备,时刻观察。

  不过,这几位不同城市的店长纷纷告诉我们,虽然偶有恶性事件发生,但夜宵市场总体的治安状况是越来越好的。

  泰哥说,七八年前治安不太好,他有时一天可以报好几次警。为此,派出所还要求店里配置了一名保安。所里派人,店里开工资。现在,闹事人的少了很多。“我感觉人的素质都在提高,文明了很多。”以前广州也有小混混,但随时城市治理的发展,各方面都在完善。

  在合肥经营“阿海龙虾烧烤”的陈祥海也表示,刚开业的前几年,经常会出现打架事件,近几年治安管控更严格了,打架闹事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合肥这个城市还是特别安全的。”

  一起守护着这份安全感的,甚至还有等在餐馆外面的代驾司机。

  吴文勇经常在北京夜宵一条街“簋街”接单,积累了不少熟客。他时常会帮助遭遇骚扰的女孩子,最惊险的一次,有位女熟客当天下午6点多就喊了吴文勇11点去代驾,并叮嘱:“要是11点半没出来就进去看看。”

  到了约定的11点半,吴文勇进去时,桌子上飘着浓重的烟味、数不清的签子胡乱放着、红油糊在桌子和人胳膊肘的交接处。几个男人还在劝酒,女熟客脸色已经有些难看。吴文勇上去就摆出副不三不四的样子,把酒挡了回去,并佯称是她老公,才把人接了出来。

  那几个男人不依不饶,竟追出店来,骂骂咧咧地跟在后面。直到吴文勇把人带上车,开出几米远,后视镜里仍能看到那几个男人的身影。“就得玩点花的,讲道理在这地儿不大能奏效。”

  2

  温暖的烟火气

  除了极少数“社会人”,夜宵场上的食客们也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着寻常的喜怒哀乐。

  小吉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吃夜宵摊的经历。她常去的那家夜宵摊有个食客群,“一群”500人已经满了,她的邻居加了“二群”,也有200多人。

  小吉观察到,此前来吃的很多都是外卖小哥、倒夜班的出租司机或者一些中年男人。她所在的一群里也有很多链家、麦田等房产公司的中介。最近,来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人牵着狗、拎着啤酒来吃的。”

  在凌晨的夜宵场上,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安全感,还有轻松和惬意。

  “随意。”当谈及夜晚的客人与白天的有何不同时,泰哥答道。

  食客们在吃宵夜时,穿得随意、点菜随意、讲话也随意。他们会有着比白天更丰富的表情。大笑或者大哭,在大排档一点都不突兀。除了这些,泰哥发现晚上的客人在这坐的时间要比吃饭的时间长,“吃饭基本上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他们可能继续坐五六个小时,喝酒、聊天。”

  “大家都知道酒喝多了不好,可还是喜欢喝。”泰哥说道。“他们可以借着喝酒,把一天的郁闷心理发泄出来,第二天又可以心情平和地去上班。”

  在广州工作的夏露经常去宝业路。她觉得,吃宵夜是一件能跟朋友、同事联络感情的事。几个人喝点酒、聊聊天,白天的烦闷会被一扫而光。宝业路的宵夜氛围也很好,有一次夏露她们吃着吃着,突然停电了,半条宝业路都黑了。但店里的客人也是酒照喝,天照聊,“没有人趁乱走单。”夏露说。

  除了喝酒社交,夜宵还是“打工人”一天的慰藉。

  五年前在青岛上大学时,胡小蕊曾在一家广告摄影工作室兼职,拍摄任务结束时常常已到深夜。为了犒劳下属,老板总会带着同事去工作室楼下的“野馄饨”吃夜宵。

  青岛的“野馄饨”,和南方繁华的夜市毫不搭边,也没有北方烧烤重镇的喧闹。这些无名小摊没有店面和招牌,甚至没有固定摊位,一辆手推车、一顶帐篷、几张折叠桌和小马扎就是全部。夜幕降临,它们就神秘地出没在城市的角落,路灯下、马路边、立交桥底、建筑工地旁,等待那些工作到深夜的打工人。

  胡小蕊记得那些辛苦的拍摄日,有时收工已是凌晨一点,饥肠辘辘,脑袋空空,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不言不语地埋头吃。在寒冷的冬夜里,一碗热乎乎的馄饨下肚,一天的疲惫就消解了大半。

  在北京经营夜宵摊的王师傅告诉我们:“之前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刚参加工作,不顺利,在我这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哭,说什么也听不明白,后来我收摊了把他送回去的。”王师傅说。“再之后这个小伙子也偶尔会来,看着状态好多了,再也没喝醉酒哭过。”

  王师傅的小摊每晚10点左右出摊,凌晨2点收摊。天气转暖,王师傅生意不错,“一个月能净赚个万把块的。”他正筹划开店,但疫情拖累了进度,同时他又觉得放不下顾客:“哪天不出摊,一定会有人在群里问:‘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王师傅说道。

  但是,夜宵摊往往也是监管的重地。早些年,摊主推着车和城管“赛跑”的场面不时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虽然少了,但不少摊主还是随着做着“打游击”的准备。

  青岛的“野馄饨”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胡小蕊说道,工作室楼下的那家“野馄饨摊”出摊时间很随机。有时小伙伴们嘴馋得很,却只能望着空空的摊位苦等。有时天气很坏,大雾霾、甚至妖风阵阵,小摊却突然出现了。

  之后,胡小蕊离开了工作室,也离开了青岛。随着青岛争创文明城市,许多“野馄饨”小摊拥有了店面,工作室楼下那家也不见踪影,胡小蕊说,“野馄饨独有的氛围也消失了。”

  3

  普通人的生计与梦想

  监管的目的只是让夜宵市场更规范,但这个市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或许夜宵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刚需,但它也在深夜万籁俱寂之时默默创造着价值,不仅让夜里饥寒、消沉的人有了个暂时的归处,也支撑着厨师、店员们的生活。

  南方的夜宵市场明显比北方更红火。阿里巴巴发布的《“夜经济”报告2019》当中,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

  七年前,大晴为筹备烧烤店,特意考察了长株潭三座城市,发现长沙的夜宵文化尤其浓厚。在大晴的老家湘潭,12点之后街上基本见不到人,而长沙是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凌晨四五点,解放路、五一广场一带还热热闹闹的。”

  相比之下,北方的夜生活不像南方那么丰富。钱钱的火锅店开在青岛一座社区底商的“吃喝一条街”,11点之后基本没有顾客上门了。同街的烤串、川菜和面馆,到了这个点都门可罗雀。“也不光是疫情的原因,疫情前就这样。”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夜间经济发展监测及典型城市案例分析报告》中分析了夜间经济“南强北弱”的原因:一方面是北方冬天寒冷,夜间的线下消费等活动基本停滞;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繁荣为夜间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互联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夜间经济也有优势。

  庞大的夜宵市场,也为无数普通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和致富的梦想。虽然辛苦,但这是一份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工作。

  刘栋林干过建筑,开过棋牌室,开过快餐店,后来还干了几年出租车。十二年前,刘栋林决定做夜场餐饮,主攻烧烤。刘栋林的店里有20多个店员,旺季的时候一晚上流水能到10万,平常也基本能有3万-5万。

  这样一家普普通通的烧烤店,在深夜万籁俱寂之时默默创造着价值,不仅让夜里饥寒的人有了个暂时的归处,也支撑着店里20多名员工的生活。

  做得好的夜宵挣得多,但也很辛苦。凌晨2点,刘栋林还要去市场进货,回来卸货收拾好,也差不多到了4点要打烊的时候。为了不打扰熟睡的家人,刘栋林基本都是在店里休息,等早上家人起床了再回去。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刘栋林有时一周才能跟孩子见上一面。

  由于身体已经适应了长期昼夜颠倒的生活,前段时间因疫情停业的一个月,刘栋林愣是一直保持着营业时的作息。

  东北人张继新是2008年来北京闯荡的。她发现做夜宵摊不需要店租,麻辣烫的进入门槛也很低,于是就开起了“大姐麻辣烫”。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张继新开始跟别人合租门店,又慢慢地自己整租单干。现在这家店就餐面积120平方米左右,还保留着夜宵摊的麻辣烫汤锅。张继新也从大小事务一手操办,变成现在的“掌柜”,店里雇了十几个员工。

  麻辣烫客单价低,不喝酒的话,平均一个人20元-40元就能填饱肚子,张继新表示一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四五十万。除了周边居民,每晚都有不少人慕名驱车前往,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网红店”。

  她还开放授课,一周左右包教会,9800元一人。“学成的人几乎都去做麻辣烫了,不过做得好不好还是看个人。”张继新说道,“得狠下心吃苦。”

  就在《财经》记者跟张继新在店门口聊天的档口,一位女顾客搬着一箱水蜜桃经过,发现“大姐”在店里,二话不说将一个水蜜桃塞进她手里。两人推脱了好一阵,张继新才收下。“唉,都是老顾客了。”张继新说道,“平时多亏邻里照顾。”

  在广州的宝业路,最初做“蒲天光”的时候,泰哥也没想过会做这么久,如今这家店已走过二十个春秋。“当初纯粹是为了生活。”泰哥说道,没成想做着做着,就成了广州宵夜的地标,也成了唯一坚守在宝业路上的广州本地人开的店。

  有的客人从读书的少年走到了而立、不惑的年纪。每次看到店里来了老顾客,泰哥都难免感慨:蒲天光已经成了容纳他人情怀的地方,当年来店里吃饭的小年轻已经为人父母,他们会跟孩子讲:“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这里喝酒认识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文勇、钱钱、小吉、王师傅、泰哥、胡小蕊、夏露、阿唐、大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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