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还没有结束，但看起来特朗普是铁了心要他的官吏们在关门期间自费上班，还要和中国加码闹腾下去……都说“皇帝不差饿兵”，一边宁赠友邦（阿根廷）不予家奴，一边向家奴下发新规、让他们饿着肚子朝不保夕地打贸易战，同时还大兴土木规划园子；古今中外的“独夫”大概也少有人能敌了。

图片并非笔者拍摄——虽然已是十月、新闻热度早就过去了，华盛顿特区其实仍部署着大约半个旅（2000人）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地标建筑、中央车站和Farragut地铁站等地都可见荷枪实弹的军队巡逻。

原以为其他领域的破事层出不穷，能让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学生议题、尤其是中国学生议题上的折腾相对稳定一段时间，不想笔者的稿子写着写着又得局部更新了——随着中美贸易战局势的升级 ，在10月13日的福克斯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不仅臆想美国此前的限制对中国“影响很大”，还暗戳戳拿30多万在美中国留学生发出威胁。换言之，特朗普政府或已考虑拿我们留学生做筹码……他们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贝森特拿中国留学生当筹码时还嘴瓢了：“有30万到4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但只有80万美国学生……啊不好意思，我是说只有80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这是严重失衡的。” 视频截图

“D/S”居留许可及其意义

特朗普的对华态度一直是飘忽不定的。正如近日又突然抛出的“100%关税”一样，差不多一个半月前（美国开学季），他突然抛出了一则“欢迎60万中国学生来美”暴论。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变迁、汇率走势和非美留学增长，笔者当时就认为我国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潜在留美兴趣池子”，他说了等于白说。

果然当时没过几天，8月27日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公示的学生签证“取消D/S居留许可改革方案”，就狠扇了特朗普一耳光。

那么，什么是“D/S”居留许可？

1802年美国联邦立法规定，到达美国的外国人（当时限于“自由白人”）如有意在将来正式入籍，需去法院花50美分“注册”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地、年龄、民族、原效忠对象和国籍等，并自己买下抄本保存，将来申请入籍时作为抵达美国时间的证明——当时白人男性入籍只有“在美五年”一个条件。至于女性，是丈夫的附属品，随夫自动入籍；不过当时美国女性反正没有政治权利，入不入的也没什么用。

搞笑的是，未成年或当兵的申请人可由“雇主”（master）或“情妇”（mistress）代为注册

随着美国联邦权力集中化和预算增长，这张“花钱可选”、仅限男性、仅有入籍用途的“公证书”逐渐演变为今天入境时免费强制普遍刷新的外国人入境表I-94；随着1917年美国实施签证制度，它的内容也增加了护照号、签证类型（Class）和允许入境停留期限（Until）。对其他美国签证，这个期限通常是一个固定日期。但根据1978年以来的现行规则，F签证学生及其家属，正常情况下会被标记为“随身份持续”（duration of status，“D/S”），使得他们的“居留许可有效性”与“签证有效期”分离：

一方面，即使“签证仍然有效”，但如果被开除、退学、挂科太多学分不足、转学衔接失败等引发“学术身份”丧失或断裂，就会立即失去继续留在美国的资格；

另一方面，“签证过期”只意味着如果想再次出入美国，需要重新申请一个签证。只要一直留在美国、保持了“学生身份”，就无需政府审批延签，因错过行政排队手续、移民官自由裁量权或法律理解差异等不可控原因变成非法移民的风险为零。

一名印度B2旅游/商务访客（左）和笔者作为F1学生（右）入境美国时的I-94表格样本。可以注意到，“入境许可的过期时间”（Adimit Until Date）处，印度游客是一个具体日期，而笔者是“D/S”即Duration of Status

“D/S” 的这种特性有什么价值呢？

在H-1B那篇文章里，笔者曾提到，美国立国之初，实行开放边界、默认永居，直到1917年前入境都无需签证，登记也只有计划入籍的才需要，自然没有什么“身份”一说。一个外来人入境后，他就获得了自由——从联邦政府的视线中消失了。美国法律中第一次出现“留美学生身份”概念，还要归功于《排华法案》导致政府不得不对“中国人”按目的分类。

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国留美学生钱学森1935年被清华大学公派赴美读硕士时，《排华法案》依然有效，中国人不准入境，但“中国留美学生”身份可以豁免。钱学森从美国驻天津领事馆获得了一个4E学生签证进入美国读书，接下来就进入了“混沌”状态：理论上，这个4E学签在他1939年博士毕业后就不再符合学生身份，但却被至少联邦政府那些涉密军工部门继续承认到1940年，然后因为他1939年与加州理工的工作合同又延期了一年。

然而，虽然《排华法案》1943年废除，而且1941年钱学森已另外获得了美国特设的“访问科学家签证”，后来却还是遇到了问题：由于他在美国尖端领域工作，却始终拒绝入籍美国，当时美国法律对这种“学生毕业后成为科学家的外国人才”在管辖上模糊不清。1944年底五角大楼准备派钱学森赴欧洲考察纳粹科技前夕，冯·卡门突然发现，当时隶属司法部（与主管签证事务的国务院不在一个系统）的美国移民局认为，钱学森的唯一可用身份仍源于1935年那张早已过期的4E学生签证。

1945年，美军上校钱学森（中）、他的博士导师——美军上校冯·卡门（右）、后者的博士导师——纳粹战俘普朗特（左）一门三师徒同框

换言之，这帮官僚眼里，钱学森早已是技术上的“非法移民”——虽然在当时还相当人治的美国，“为执法将战争部的宝贝驱逐出境”这种蠢事他们还干不出来，但如果钱学森自己奉命离开了美国赴欧考察，“在他回美国时拒绝他再入境”的蠢事却是他们很可能干得出来的。为了暂时阻止这种蠢事发生，冯·卡门亲自出面通过高层关系摆平了移民局，逼其向钱学森颁发了一个一次性的“入境特别豁免”。

与此同时，那个年代国民党当局签发的中国护照和美国的续签，有效期都极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很多年，即使改革后的F-1学生签证，从1952年发布直到1970年代末，都是一年一延的。虽然没人敢让钱学森的延期不通过，但被极为频繁的护照更新（现存记录显示，从1938到1947年的9年间，钱学森至少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各驻美领馆更新了11次护照）、签证延期和上述身份争议（使他连回国都不敢，毕竟不可能每次出美国都让战争部给他弄个新豁免证）搞得不胜其烦的钱学森，最终在1947年回国交流前夕申请了免配额（特批）美国绿卡，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延签”问题。

钱学森的永久居住许可证（即现在的绿卡，当时还不是“绿”色），图自Lv, C. (2022). Return to China One Day: The Learning Life of Qian Xuesen (p. 110). Springer Nature

从那之后直到钱学森1955年返回新中国，由于无需再续签证，不再有他更新国民党政权护照的记录。从逃台的蒋介石集团视角，钱学森是否还具备“中国国籍”进入了未知状态。这种美蒋双方法律体系造成的“身份模糊”减少了钱学森最后八年在美浪费的时间，而且客观上降低了他被驱逐到台湾的可能性，但在新中国营救他时也增大了我方谈判难度。好在钱学森本人设法送出的一封求助信落到中央手中，使美方无法继续撒谎，被迫允许其回国。

可以看到，从1936年第一个4E学生签证过期直到1947年，由于长期拒绝入美籍，留学生钱学森在美国的“居留状态”、“工作身份”和法律权益逐渐变成了一团乱麻，美国法制体系在他身上进入了章程规定相互抵牾、不同部门颗粒度对不齐、半吊子执法随机添乱、“最终解释权”高层人脉包打天下的境地。而一年一续、甚至一年几续，而且每次续签审查官都有自由裁量权的身份维持要求，简直是“非法移民制造机”——如果钱学森不是像钱学森一样伟大而不可或缺，哪怕只是一个对当时美国稍微二线一点的科学家，他根本不用等到麦卡锡时代，早就被移民局的官僚们依法赶走了。

D/S许可的滥用和特朗普滥用的代价

虽然特朗普取消“D/S居留许可”的规则实际还涵盖了J签“访问学者”（章莹颖入境美国的身份）和I签外国媒体人员（著名的驻联合国记者徐德智目前大概率持有的身份），然而驻美记者人数极少，中国记者受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J签本身就有美方的回国要求。因此，新规“破坏特定人群体验”的效果主要作用在F签学生。

和对H-1B的限制一样，特朗普政府出台这种限制是有舆情背景的：

由于D/S转接和延期批准权都在高校自身（均不隶属联邦政府），只要有资金证明，批准率是100%。学生长期交费读书对学校有利无害，结果自然形成了利益链：只要一直有钱在某个“学术项目”注册（所谓“学术项目”通常就是修完一个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以“学术困境”或医疗为借口无限延期、或者不断转学修同级学位，就可以无限期合法在美国居留，成了美国的“编外人口”。

根据一些保守派的数据，美国目前有7万余名外国人持有学生签证超过10年；笔者在一亩三分地上吃瓜过的“中国留学生毁三观事件”中，有多起主角被爆料或传闻早已离开原学校、又未找到工作或OPT已过期，事发时系挂在“语言班”维持着合法F-1身份。

既然如此，限制这些乱象的代价是什么呢？

曾在美国连续合法生活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人都能理解，不同于我国、欧洲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签证与出入境管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亦即“惊险的入境前”与“放羊的入境后”两种体验的结合：

一方面，今天的美国移民法假设申请签证的外国人都渴望黑在美国，因此美签被视为特权，签证官极其独裁，只知有国务院、不知有美国，国务卿就是王法（参见鲁比奥今年的各种操作）、自己就是现管，没有什么申请人讲道理的权利。不仅签证申请困难而不可预测，获得签证也不能保证入境成功：美国法律认为入境大厅和小黑屋不算美国，因此不适用美国宪法，入境官像抗战时沦陷县城门口拿着刺刀的日本鬼子一样，拥有随意挑刺、无限搜查、自由裁断，且不受监督（明文禁止拍照录像）的法西斯权力。

因为听不懂入境官浓重的明尼苏达口音、自述专业用了入境官不懂的理工术语、如实回答了任何涉华涉政主观问题、下飞机后先上了个厕所、女生多带了几条裙子，甚至“漂亮未婚女生单独通关”等各种莫名其妙原因随机拒绝留学生入境，早就是美国海关边防保卫局（USCBP）的保留节目。

“没有男人”却长在入境官的审美上，可能被认为想靠嫁人留美；穿得不够保守或带了许多漂亮衣服，则可能被当成working girl。最搞笑的是，撑起美国AI公司半边天的中国雇员（无论OPT学生、H-1B还是绿卡）回国探亲后回美时，可能因“专业敏感”被拒入境。

另一方面，从1970年代末以来，一旦入境成功、到达学校、选够学分提交给“指定学校官”DSO（一名学校国际合作处的老师）使“F-1身份”激活，留学生就成了“美国社会”难以识别的一部分，享有与美国本土学生几无差别的体验：无需实际前往任何政府机关报到（在欧洲国家，到一个新城市定居后，通常要立即去当地市政厅登记），无需在某个“初始日期”满后去政府或学校排队办延签或换居留，无需在签证截止期到来前延长新签证。

实践上，这种“自由”甚至比法律规定的更宽松。马斯克之所以能成为首富、到处留情、巨资赞助特朗普二次上台打击非法移民等等，正是得益于他1990年代用学生签证入境美国后压根没去入学报到，而是拿父母的钱堂而皇之和兄弟开起了公司、像个土生美国人一样与老钱们谈判商务合作，甚至到了老钱们告诉他“你需要搞个合法身份，否则我们没法和你签有效合同”，从头到尾没有人来将他俩兄弟抓走。

直到本文截稿时的2025年，仍可以极高的置信度认为：

1.（除非位于红州红县、ICE与当地警察签署了外包协议）州县政府通常不关心你的联邦身份是否合法；

2.（由于地广人稀、公民没有身份证、拦车涉及其他法律问题）“非拉美面孔留学生撞见ICE或他们的外包对象随机查身份”仍是小概率事件。

这是当前美国仍处于法西斯政权与传统联邦制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混合态所决定的。

而特朗普新政的代价是三重的：

首先，从小现实（经济）来说，这是对美国教育行业的又一次打击。

滥用D/S的留学生维持身份一天，就要在美国产生一天的学费生活开销。任何一个学习圈子里，差生都是绝对多数，对差生的“留级权”是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后盾，而“用差生养优生”是全世界私立学校的共同选择。四年上限实施后，学校将不敢让差的国际学生留级，对优生的金钱吸引力也将下降。考虑到目前美国高校的财务状况已经普遍很差……

2025年8月，号称“翻译界哈佛”的蒙特雷国际学院宣布倒闭。这被许多人归“功”于AI发展，其实蒙特雷学院是美国联邦政府富布莱特奖学金最多的高校，这种高度“外交特化”、专注服务美国联邦政府利益的学校能关门，主要还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财政支持缩减的结果。

其次，这破坏了美国的“传统文化”——“法无禁止即可为”。

早年亚洲（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共知识分子提倡一种西方理念时，往往有一种误区，即“这种理念只应适用于我想要的场合”，不想要的场合自然该维持传统道德逻辑。

然而，在真正的西方尤其美国，不是这样玩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意味着到处“可为”到底——这就是美国人能长期容忍两党幕后大资本家“合理避税”背后的逻辑：社会也容忍他们自己理直气壮地合法滥用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如果要填补这些漏洞，就必须经过冗长困难的立法形成共识。特朗普用无共识的总统令破坏这些滥用权，在美国文化里就是典型的暴政。

最重要的是，从大现实（学术）来说，美国的博士教育彻底完蛋了。

笔者学校的政治学博士学制，修完36个学分就两年（每学期9个），第三年结束才完成开题答辩。而毕业典礼后审核学位印文凭需要两个多月（毕业典礼上收到的只是文凭壳子），想保证四学年内在美国收到文凭带回国，必须在三年半就毕业，亦即开题三个月就答辩——只要论文不提出什么真正的新观点（可能引发退修），这勉强也能做到。

但这只是文科；STEM专业博士很少有三年半以下的，例如笔者所知乔治城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博士需要修40学分，不要说研究了，光上课就两年半。美国又流行直博，直博延毕到七八年都不算离谱的——笔者甚至知道有学校的政治学博士给了十年的学制上限。

博士生是美国教育和科研体系的连接点，是美国稀烂的基础教育环境下科技繁荣发展的支撑力量。然而，一旦新规实施，一个美国的学校专业要有多大的面子，才能让优秀的STEM博士生们接受在四年上限满后的毕业攻关阶段，每年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拒绝率不可预期的“延长停留许可”（EOS），冒一次申请失败拿不到学位被赶走、多年辛苦和前程毁于一旦的风险？

国家背势时，任何尝试“爱国”的政客都会成为“碍国贼”

如果说八月底的“D/S新规”更多是特朗普政府破坏美国法治内政的试探（欺负不是公民、无人“喂之花生”的留学生，政策上没有阻力），那么进入九月后美国众议院抛出那份“扩大版的10043”——“58所高校”名单，就是纯粹的大国竞争了。

“扩大版10043高校”的上榜范围从清华北大一直覆盖到黑龙江工业学院，连笔者的本科母校都收进去了。笔者在刷国内朋友圈时看到很多脑补过度的解读，什么“XX学院美帝认证/品质保证”、什么“收进XX大学是掺沙子”……其实，这不过是另一种被美国人轻易牵着鼻子走、本质上是无脑崇美心理在新时代的遗存。“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原文写得很清楚，新增的58所中国高校，就是与国务院工信部国防科技工业局（国防科工委主要后身）签署共建协议的全部地方高校名单，在标题里一清二楚。

笔者自己从这类学校毕业，还侥幸受过三好表彰、与理工科专业的三好标兵们有过交往，当然知道，中国的大学里，“师”“生”体验是高度分离的，而在“生”中，研究生和本科生又是“内门”与“外门”的区别。对笔者这等小本而言，母校不要说“从博士生到解放军”了，什么“军”也摸不到，有些上榜的姐妹学校连博士点都没有！

特朗普2020年签署的“老版”10043总统令最终成为一项文字狱，有效地阻止了有任何“国防七子”学历，包括附属小学、幼儿园就读经历的优秀清北学子赴美深造。这不仅几乎清零了这些学校教职工因子女赴美读书暴露身份住址、被“链式策反”的可能性，而且显著提升了陕西清北校友对祖国的忠诚度：据笔者所知，西工大附中是陕西省第一大超级中学，该省每年30%-35%的清华北大生源毕业于此学校。

早在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爆红之前十几年，有一个叫托马斯·弗兰克的人写了一本畅销书《堪萨斯出了什么问题》（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分析为什么堪萨斯人的投票一直破坏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政策。

弗兰克的解释是，政客通过大力渲染宗教和“爱国”议题——前者例如堕胎、后者例如移民（注意那是2004年），将基本盘的焦虑吸引到宏大叙事上，就可以保证上台。而上台后“掩盖自己毫无政绩”的压力迫使他们塑造一个稻草人——“保守主义所反对的一切”，指责后者不够爱美国，造成了所有人现在的一切问题；为了维持这种“完全执政的被迫害者”叙事的合理性，他们进一步乞灵于“爱美-反美”/“信上帝-不信上帝”矛盾、出台新政策制造渲染这种议题所需要的紧张空气，即使其伤害了全州真实的发展潜力也在所不惜——越是整个州的经济社会走向破坏，越是要以经济社会破坏为代价开发新的民粹绑定点。

最终结果是，堪萨斯人公认的“爱国-虔诚爽文意见领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全是客观上造成破坏的；而正靠了这些方案提供的情绪价值，他们得以继续当选，然后维持这一循环。

实际上，特朗普2018年授意FBI开展的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和今年5月底鲁比奥“侵略性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在关键领域学习中国学生签证”的公开叫嚣，都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并收到了同样的反效果：

对于前者，一些最忠诚、最勤奋、最高产，对养育自己长大的中国社会最厌弃、警惕或恐惧，对美国体制最衔环结草掏心掏肺、对美国能源部和军队发展贡献最大的美国理工科学家，因为这些特征被制裁、搜身、法外监禁、公开羞辱和剥夺工作；而绝大多数精致利己的、佛系摸鱼的、弃疗圈钱的、对美国政府谨慎防备的、对中国发展进步由衷欢喜开心的、用专业知识竭力帮助中国高校科研机构的华人学者，最终则因为这些特征而平安无事。

对于后者，鲁比奥是否达到了目的？反正他所谓的“关键领域”……大概是把一批本已愿意为美国工作的STEM尖子生赶回了中国，在他们心中种下一如当年钱学森般对美国政府的刻骨仇恨，从而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

至于笔者，因为他们的各种“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已经受到了真实存在的心理创伤：初来美国时，笔者最担心的不过是英语口语、治安和性骚扰。大半年过去，笔者对美国的日常生活已经大为改观，最害怕的东西变成了美国政府——听到警笛声，会担心是来抓自己的；不敢开车进城，害怕超速被吊销签证关进鳄鱼池；不敢在校报上发表英语文章，害怕下一次上街买菜时被一群蒙面大汉围起来塞进没有标志的面包车里消失……

6月14日阅兵，去看了。看见那些咿呀作响的老式坦克炮塔上的白五星真真切切出现在眼前、飘荡在黄昏浮动的尘光里，心中有种强烈的、左冲右突的情绪：“我们抗美援朝战争片里那些顶着白五星的坦克，原来都是真的”——我们和他们当年的分歧，虽然我们自己曾为了携手向前、尽可能淡化了，可在大洋彼岸，它的阴魂却一直未散，延续到今天。

笔者不知道，那份带“58所学校名单”的报告出炉、那些建议都落到实处，能如何增强美国的国防安全。笔者只知道，一个中国二流学校毕业的留美文科小姑娘，被无端整出了个与当年钱学森同样类型的“潜在标签”——“国防科工敏感身份”；笔者天秤座，天生善于共情，这么大一个标签贴到身上，虽说没什么才能，想不从心中涌起一些钱老70周年前在克利夫兰号客轮上那种“归国报效、献身国防”的心境都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