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涉及东莞的诗文有哪些?迄今未见有人从此视角来全面梳理、汇集、研究苏文。笔者经查阅《苏东坡全集》,初步发现东坡涉及东莞的诗文6篇,其编年系地问题亦未有系统考证,存在个别谬种流传现象。
有鉴于此,本文试作全面梳理和系统考证,希望于汗牛充栋的东坡研究加多一毛。
一、编年系地错讹的两个例子
先请看编年系地错讹的两个例子,以见本文考证之必要。《新周刊》网站2021年7月22日《苏东坡真的到过广东东莞 两件残石拓片再添实锤》说:
“苏东坡在海南儋州获赦北归,途径广州,顺道到东莞资福寺游历……在欣赏了寺内那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五百罗汉像后,苏东坡慨然将自己用心爱的犀带换回来的、看得比自己性命还珍贵的佛舍利捐给祖堂禅师,并在寺内小住及为资福寺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三篇大文《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广州东莞资福堂老柏再生赞》。”
此文所谓东坡《罗汉阁记》《舍利塔铭》《老柏再生赞》三文都在元符三年、都在东莞所写之论,其实于史不符,纯属不读原著、不看研讨、望文生义、随意发挥。苏轼遇赦从海南北归,经停广州,时间在元符三年十月份,从事聚亲、会友、休整、游览,并无任何证据可证明此期间东坡离开过广州、游览过东莞等地。《罗汉阁记》《舍利塔铭》中东坡本人的记叙,都表明《舍利塔铭》《老柏再生赞》写于东坡寓惠期间(详见下文考证)。惠州市东坡研究专家吴定球先生所编注《新编东坡寓惠集》,也明确认定《舍利塔铭》《老柏再生赞》系东坡寓惠所作、编年待定(注1)。
明崇祯《东莞县志》录载明朝东莞文史大家陈琏《重修资福禅寺碑》(注2)文云:
宝安资福寺,宋大宝五年壬戌开山……元符三年庚辰,祖堂禅师于殿后建阁,扁曰“灵源”。祖堂至铁灶山采木……获巨木,阁成,极乎壮丽,乃往惠州求记于苏文忠公子瞻,公既为之记,复以犀带易僻支佛脑骨舍利者,荐以白璧施之,祖堂作金银窣堵坡藏于阁上。未几,祖堂谢去,庑下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回,其柏复生,人皆异之。苏文忠公有《再生柏赞》……
此文有三处记录于史不符:一说元符三年祖堂禅师于殿后建阁,这不符合东坡所记“营之十年”的说法,其实该年阁已建成;二说元符三年阁成乃往惠州求记于东坡,但事实上此时东坡遇赦北归在广州;三是把“未几,祖堂谢去,庑下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回,其柏复生”一事,放在建罗汉阁、求记文、请舍利等事之后,与东坡本人记载的时序不符。故此文所表明的编年系地也不可信。但1995年出版的《东莞市志》之《文化·寺观书院》介绍资福寺时却据此记录道:“资福寺……宋元符三年(1100年),祖堂禅师在寺内建罗汉阁(即灵源阁),时居官惠州的苏东坡特意将佛脑舍利供奉于阁中,并作了《罗汉阁记》......”(注3)很多人又根据市志这段不准确的记录,四处传播。这是以讹传讹的典型案例。
二、《资福白长老真赞》
作于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东莞资福寺
此文题目,明崇祯《东莞县志》卷之五《人物传·儒轨·流寓·苏轼》记为《祖堂长老真赞》(注4),卷之八《外志·寺观文》又记为《资福寺白长老真赞》(注5);民国《东莞县志》之卷四十《古迹略·寺观》记为《资福寺白长老真赞》(注6);《苏东坡全集》卷六十九《赞》,记为《资福白长老真赞》(注7)。此三书四处记录,其中三处相同,按从众不从寡、从全集不从方志原则,当以《资福白长老真赞》为准。
原文开头三句为:“是是是。是资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尔。”(注8)此处点明了此文的主人公,是“资福(寺)白老子”(老子者,对老年男子之尊称也),而且通篇正文都没有出现“祖堂”。据此,按照题目与正文之间的呼应关系,可推测出东坡写作此文赞颂的对象应是“白长老”,而不是“祖堂长老”,故题目用《资福白长老真赞》是可信的。
根据此文题目和内容,可知白长老是资福寺长老。其任期,要么在祖堂之后,要么在祖堂之前。从东坡诗文记载他与祖堂交往情形,推测祖堂任长老时间,大约在东坡寓惠州到海南北归至韶州期间。如果白长老在祖堂之后任长老,但元符三年之后东坡已经越岭北归,不可能再有机会为资福寺新长老写诗文,是故此假设可排除,则白长老在任只能在祖堂长老之前。那么,东坡写《资福白长老真赞》最可能的情形,就如明崇祯《东莞县志》所载: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苏东坡贬往惠州途中,经停东莞县城,憩于资福寺(注9),当时寺庙住持正是白长老,因得到其热情接待,乃作此文相酬。此为东坡第一次写及东莞。
查《苏东坡全集》和孔凡礼《苏轼年谱》,东坡诗文自记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初贬往惠州行程如下:
九月十三日,游清远峡山寺,作《题广州清远峡山寺》,并作《峡山寺》诗;又作诗《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过广州,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晤推官程全父、游白云山蒲涧寺、滴水岩等有诗文,无签注明确日期;
发广州,登浴日亭,均有诗,但无签注明确日期;
九月二十六日,至石龙镇,驾小舟至泊头镇,夜宿舟上,有记;
九月二十七日,肩舆15里至罗浮山,从游者子过、巡检史珏、宝积长老齐德、延祥长老绍冲、冲虚道士陈熙明等;二十八日下山还舟,一路创作《题罗浮》并小记等诗文多篇;
十月二日,抵惠州城,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到惠州谢表》。
又,广州至东莞水路约180里,东莞至石龙水路约20里,按宋代官驿船顺水一日70里、逆水一日60里计,广州至东莞、东莞至石龙分别需要2.5天、0.33天。
依照此行程推算,东坡应在九月二十三日从广州出发,坐船经珠江顺流而下,转东江逆流而上,至二十五日抵达东莞县城,宿一晚,二十六日中午往石龙镇及泊头镇。
综上,《资福白长老真赞》原作虽未注明写作时间、地点,但考其写作情形,如同东坡游清远峡写《峡山寺》、游广州蒲涧寺写《赠蒲涧寺信长老》,再度其行程,推测应是在九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憩于东莞资福寺,写给该寺白长老的。
三、《东莞资福堂老柏再生赞》
作于绍圣二年、惠州
此文题目,明崇祯《东莞县志》简记为《老柏再生赞》(注10),今从《苏东坡全集》用全名(注11)。
正文中有“今闻此柏,炽然常说”(注12),表明是听说此柏而非亲见此柏所写文章,由此推测写作地点不在东莞。
具体写作时间,推测不在绍圣元年和绍圣四年,因这两年东坡在惠州都仅三四个月时间,可能在绍圣二年祖堂僧第一次去惠州求文之时自己讲述奇趣故事之后,引发东坡兴趣而写成此文。此为东坡第二次写及东莞。
查《苏东坡全集》之《尺牍·与朱行中十首》,其中第九首云:“东莞资福长老祖堂者,建五百罗汉阁,极宏丽,营之十年,今成矣。”(注13)此信写于元符三年十一月,倒推十年,按皇帝年号记年来算,包括:绍圣元年元月至绍圣五年五月共6个年头,元符元年至三年共3个年头,合计9个年头,按古人习惯,取其大概,约为十年。正如东坡寓惠,实际两年八个月,但形式上历绍圣元年十月至四年七月共4个年头,故宋人多谓“寓惠四年”。
如果资福寺从绍圣元年开始谋划建设罗汉阁,第二年初有基础,就去惠州求东坡大作并作为筹建工作之一部分,到东坡北归至广州时全面建成,并向东坡求取罗汉阁记,正符合“营之十年”之说。
故此,推测《东莞资福堂老柏再生赞》作于绍圣二年,时在惠州。
四、《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并序》
作于绍圣二年《老柏再生赞》写完后一个多月、惠州
查《苏东坡全集》中《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并序》,序文有云:
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适有东莞资福长老祖堂来惠州,见而请之,曰:“吾方建五百罗汉阁,壮丽甲于南海,舍利当栖我阁上。”则以犀带易之。有自京师至者,得古玉璧,试取以荐,若合符契。堂喜,遂并璧持去……铭曰……(注14)
据此可知,此文是东坡在惠州、祖堂来请舍利之时所写。此为东坡第三次写及东莞。
又有《苏东坡全集》中《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前序云:
东莞古邑,资福禅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尝戒也,而律自严,未尝求也,而人自施……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
末段诗有云:
“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注15)
东坡在此两段诗文中,记述了自己在广州写作《罗汉阁记》之前,听闻祖堂建阁历经四件趣事,且其先后顺序是:先有柏枯再荣、众望所归,后有铁林东来,再有夜梦赤蛇白璧,乃有取诗文请舍利,最后成阁藏宝再求记。
明崇祯《东莞县志》中吴幵《跋东坡罗汉阁碑》记载:
予至东莞,黎武文通为予言:“僧祖堂者,先住持,未几时谢去。东庑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再至,柏复荣茂,人皆异之,始营阁,东至铁林塘……获巨木,阁遂以成,乃走惠州求记于东坡,诺之矣……祖堂归累月,一夕,梦赤蛇吐珠白玉璧上,惊悟,曰苏公之文成矣。即速往之,且以梦告,东坡大喜,出脑骨舍利 、璧视之。祖堂因请归……别作《舍利塔铭》……绍兴二年重阳日魏郡吴幵题(注16)
此文所记祖堂先去惠州约请东坡写文,后过了一个多月夜梦吉象,乃再往惠州取文,并请舍利,大体与《舍利塔铭并序》中东坡本人所述一致,较为可信。
综合以上三文所记,可见祖堂为罗汉阁事至少两次往惠州见东坡。可推测在第一次惠州见面时讲述了自己去而复归柏枯再荣和铁林东来等故事,表明自己众望所归,赢得僧、人、神各方支持,有钱有物,正在建设罗汉阁,需要名人名文相配,东坡乃为之先写《老柏再生赞》送他。过了一个多月,祖堂第二次往惠州见东坡,讲了夜梦吉象事,正好碰上东坡欲捐舍利,乃顺势求请舍利,东坡高兴写成《舍利塔铭并序》相赠。所以《舍利塔铭并序》应在绍圣二年《老柏再生赞》写成之后一个多月,作于惠州。此为东坡第三次写及东莞。
另《舍利塔铭并序》提及,“有自京师至者”在惠州得睹舍利后主动向东坡赠送古玉壁。查东坡寓惠期间,自京城来惠州与东坡深交者,似只有新任广南东路提刑、东坡之表兄程正辅,在绍圣二年三月首次、九月再次巡按惠州并会晤,则很可能是他赠送玉壁。由此事也可推测,东坡写《老柏再生赞》《舍利塔铭并序》应在绍圣二年三月与程正辅相见前后。
五、《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
作于元符三年十月十五日、广州
《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文中有云:
......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壮丽之极,实冠南越。东坡居士,见闻随喜,而说偈言......元符三年十月望苏轼记(注17)
此文末作者标注了准确的写作时间,而且有碑拓残片留传至今,所以其编年准确无误,孔凡礼将其系地于广州,都毋庸置疑。此为东坡第四次写及东莞。
六、《游广陵寺题名》
作于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清远
《苏东坡全集》卷一百十九《题跋》所录全文是:
“东坡居土渡海北还,吴子野、何崇道、颖堂通三长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饯至清远峡,同游广陵寺。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注18)
东坡在文中准确记录了时间和地址,所以其编年系地无可争议。
但此文与东莞的关系值得考证:题名中所记吴子野(名复古,字子野,号远游)为潮州道士,何崇道为广州玄妙观道士,颖为罗浮山宝积寺住持僧昙颖,堂为东莞资福寺住持僧祖堂,通为归善(今惠阳)海会寺住持僧通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为东坡友人。
显而易见,因为这次追饯活动,有东莞祖堂长老参与,所以记述此次活动的原文也就涉及东莞,应该归入本文讨论之列。此为东坡第五次写及东莞。
七、东坡尺牍《与朱行中十首》之第九首
作于元符三年十一月、韶州
《苏东坡全集》卷一百四《尺牍》收录的全文是:
“少事不当上烦,东莞资福长老祖堂者,建五百罗汉阁,极宏丽,营之十年,今成矣。某近为作记,公必见之矣。途中为告文安国,篆得阁额,甚妙。今封付去人。公若欲观,拆开不妨,却乞差一小心人赍送祖堂者。不罪!不罪!”(注19)
信中有“途中为告文安国,篆得阁额”等语,孔凡礼《苏轼年谱》考证:东坡离英州赴韶州,与新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文勋(安国)相遇;又据嘉靖《广东通志》卷九,元符三年十一月,是文勋到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之时(注20)。所以,本信写作时间当在元符三年十一月相遇之日或略后,地点在韶州。此为东坡第六次写及东莞。
以上六文之外,东坡还有无写及东莞的诗文?尚乞方家和网友指教。
注1:《新编东坡寓惠集》,吴定球编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五卷《不编年作品》,第285-286页。
注2:《东莞县志》,明[崇祯]张二果等著,杨宝霖点校,东莞市人民政府,1994年1月重印,卷之八《外志·寺观文》,第954页。
注3:《东莞市志》,东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二十二篇《文化·寺观、书院》,第1152页。
注4、注9、注10:《东莞县志》,明[崇祯]张二果等著,杨宝霖点校,东莞市人民政府,1994年1月重印,卷之五《人物传·儒轨·流寓·苏东坡》,第591页。
注5:《东莞县志》,明[崇祯]张二果等著,杨宝霖点校,东莞市人民政府,1994年1月重印,卷之八《外志·寺观文》,第952页。
注6:《东莞县志》,民国,陈伯陶等纂修,卷四十《古迹略·寺观》,第355页,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莞城图书馆编《东莞历史文献丛书》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注7、注8:《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卷六十九《赞·资福白长老真赞》,第1800页。
注11、注12:《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卷六十九《赞·东莞资福堂老柏再生赞》,第1801页。
注13、注19:《苏轼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卷一百四《尺牍·与朱行中十首》之第九首,第2758页。另1960年影印版《永乐大典》末句略异,记为“却乞差一公人赍付祖堂者”。
注14:《苏轼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卷六十六《铭·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并序》,第1753页。
注15、注17:《苏轼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卷五十九《记·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第1563页。
注16:《东莞县志》,明[崇祯]张二果等著,杨宝霖点校,东莞市人民政府,1994年1月重印,卷之八《外志·寺观文》,第952页。
注18:《苏轼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卷一百十九《题跋·游广陵寺题名》,第3290页。
注20:《苏轼年谱》,孔凡礼撰,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版,卷三十九《元符三年(1100)庚辰·六十五岁》,第1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