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的外嫁女，决定在城市边缘找地_社会_热点

失地的外嫁女，决定在城市边缘找地

冷杉RECORD

2026-04-16 10:32:00

在城市边缘，推土机与锄头的角力总在上演。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许多老人离开了原本赖以生存的土地。退休后，他们又执拗地重返荒野，在铁轨旁、高压线塔下寻找哪怕只有六块砖头大小的缝隙种菜。这些地往往属于“公家”，个人种菜一旦被发现，往往会被清理、处置。但老人们没有因此停止，一块不行，就换下一块。

故事的主角李金林，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就正在城市边缘进行着一场漫长而执拗的寻找。她曾是农民，外嫁后失去土地，转为非农业户口后，更与土地彻底断联。在她身边，还聚集着一群同样在“找地”的老人：有熟悉每一寸荒地变迁的电工，有依靠短视频学习种菜的退休教师。

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中，谁拥有土地？谁能使用土地？谁有资格定义一块土地该长荒草还是长白菜？这些在制度和身份上“悬浮”的老人，又要如何对抗被时代抛弃的焦虑？

文图丨佳也编辑丨雪梨王

李金林总是在“公共的地”上种菜，因此，她不断失去。

她记得推土机工作的场景：机器开过来，留下长长的履带印子；铲斗挥过去，平地瞬间被推成高高的土坡。菜园不复存在了。泥土里存留的所有东西——辣椒苗、架豆秆、篱笆，都会被连根翻出，混在一起被带走，留下平整而陌生的新土地。

在农村，这意味着下一轮农耕的开始；但在她的菜地上，却标志着终结。

她因此练就了在城市边缘找地的敏锐嗅觉。只要有合适的地方——电视塔下、铁轨旁，或是人工河边，她就迅速开发出来。如果有人来驱赶，或者告知这里即将作为“绿化带”或“市政用地”，她就即刻离开，再找下一块。

“总能找到地方播下种子。”带着这种决心，李金林开始了她的“土地保卫战”。

推土机

过去一年，李金林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一小块地。

地在铁轨和公园的交界处，属于权属模糊的“灰色地带”，没人能说清这里归谁管。或者说，它太不起眼了。附近是稀疏的树林，最初只有六块砖头大小。除了人工移栽的绿植，没人觉得这里还可以长出什么植物。冬天风很大，地里会结上厚厚的冻土，敲都敲不碎。

李金林是在一个初春发现这块地的。于是每天早上五点半，她开上“老头乐”，带上耙子，一点点把冻土敲开。敲下来的土装进一个大肥料袋，运回农村老家，再挖来一袋松软的新土填回来。

光是开荒，就花了一个多月。天气回暖，她开始播种，眼看着一部分种子缓慢发芽。

铁轨边的小菜园。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背景下，未利用的荒地、荒山、荒滩被视为可以挖掘的生产潜力。国家鼓励农民开发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向荒地要粮”成为许多地方响亮的口号。在此氛围下，农民自发开垦的荒地，其使用权往往缺乏正规的法律合同或权属证明，主要依赖村集体的默许和乡邻间的认可，从而形成一种“谁开垦、谁受益”的事实上的使用权。

这种习惯被保留在制度的缝隙中，但在现代城市的治理逻辑面前，它失效了。

李金林种下种子的土地上刚长出小苗，危机便随之降临——先是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了几棵辣椒苗。李金林捡了一些树枝，搭了个简易篱笆，勉强围住了菜园。没过几天，几个工人来量地，说要在这片地上建一个污水处理站。

“同志，你挪一下，留出条小路让车开进来，别耽误施工。”对方说。

李金林没有多问，拔掉了刚扎好的篱笆。

又过了不久，几个穿白衬衫的人出现了——李金林知道，铁路边常有“机关单位的人”来，铁路巡道、管公园绿化的，或者任何与这片地上建筑相关的人。大多数人路过时会向篱笆瞟一眼，又匆匆走开。但这次，“白衬衫”们径直向她走来。

“老同志，”其中一人很和气地和她打招呼，“这个季节一般种什么菜？”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李金林已经在心里排练过无数遍。她早就想好，要说这片荒地若无人看管，会有人来挖土填自家宅基地。她种上东西，反倒是为公家做了贡献。

她按照排练的说了。对方听完没说什么，她为这次成功的“保卫”暗自得意。

直到某天，来者是丈夫的熟人，在土地管理局上班。熟人打量了一下菜地，又抬头，显然认出了她。没等李金林开口，对方就抢着摆了摆手，“你不要和我攀关系，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附近新的公园建设起来，验收的人多，“种完这一季，你稍微挪挪地方吧。”

李金林答应下来。失去土地的感觉，她并不陌生。

她曾经在广播电视塔下的院子里种了十几年地——那是她在城市边缘找到的第一块地。

李金林昔日耕种的铁塔下的土地，如今杂草丛生。

电视塔是彼时县城里最高的建筑。施工结束后，泥土、砖头和水泥碎屑混在一起，堆成建筑垃圾。可李金林看上了这片地，她和几个刚退休的邻居一起“开荒”——把垃圾运走，清出空地，试着种几棵菜苗，但土质太差，什么都活不下来。她们不愿意用化肥，就从厕所掏粪肥放进地里。

不久，有传言说塔下的地要做绿化建设，不能再种菜了。但过了很久，也没人来强制清理。几次过后，李金林觉得这些只是传言，“这不就是‘狼来了’的故事？总是在说，但没人当真。”

菜地围墙之外，环境也在变化。最先出现的是一道铁门，把进出菜地的通道锁了起来。再后来，围墙被重新粉刷了，上面用深红色的油漆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终于有一天，丈夫的学生找上门，神色尴尬又为难。他向李金林解释说，政府发了专项整治的文件，机关单位土地一律需要硬化、绿化，验收就在眼前。那块地上的菜，不能再种下去了。

通知下达的第三天，推土机隆隆地碾了过去。李金林眼看着菜畦被铲平，成捆的冬青树被运来，一个标准化的花园迅速取代了她十几年的心血。

网络上各地关于清除种植农作物的公告。

菜园被推掉后，她沉默了一段日子，没多久又宣布自己想到了新方法：可以在冬青树边上的缝隙继续种。当她正要把这个办法分享给一起种菜的邻居时，其中一个主动来找她，说要搬到市里儿女家的楼房去住，不再种菜了。

“当时就想种种菜，也没当作什么大事，别太放在心上。”邻居说，“人老了，应该多享福。”

李金林不明白，种菜怎么就成了一件“不算享福”的事。种菜让她感到满足，她总觉得就该有那么一块地，能让自己播下种子。第一块菜园被推平的10年间，她在许多荒地上种过菜。只要遇到一块暂时无人过问的土地，她就撒下种子，重新开始。

但她在每块地上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有的被“管理”了，有的被规划进了新建筑，有的仅仅是因为位置太显眼，总有人经过，“不太好看”。这种反复失去，使得种菜不再只是劳作本身。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驱逐，她开始寻求某种超自然的庇护。

和“白衬衫”们打过照面后，她从村里的火神庙求来一根黄布条，拴在了篱笆上。布条是普通的化纤材质，颜色很鲜亮。她相信布条可以保佑她的菜园长长久久。

来时路

在卫星地图上，李金林生活的小县城是一片无边的、低平的土地。这里一年只有两种颜色：春夏是绿的，秋冬灰黄，一块块整齐地铺开。唯一的起伏，是周围一座座隆起的、小小的坟头。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世代耕种，去世后埋回自家祖坟中，土地传给下一代。

如今这些不断在城市边缘找地种的老人，当年恰恰是最渴望离开土地的一代。

李金林生于农村，却是“非农业户口”。这一矛盾的身份，源于特定时代的制度转轨。

在她小时候，土地是“公家的”。人们在集体分配的土地上劳作、挣工分——同样一天的劳作，男人记10分，女人只有7到8分。李金林在家中七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三，因为“柔顺”的性格，她成为留在家里照顾弟妹的那个。18岁那年，她被家里安排订婚。

她不想答应，但是家人告诉她，你一个农村人，没什么文化，有什么可以挑选的呢？

出嫁意味着户口要迁往丈夫所在的村子，她原来的生产队会将她除名。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往往随着男丁流转，女性一旦出嫁，就对娘家的土地不再有任何继承权。

新家的日子举步维艰。父亲得知了她的拮据，介绍她去县里的糖酒公司上班。彼时子女接班顶替制度盛行——这是指职工退职后，原工作单位可以招收一名符合条件的他的子女参加工作。一部分农村人由此获得了非农业户口，离开了土地，从此不再做“泥腿子”。

这样的好事一般是留给儿子的，在国企上班在当时是铁饭碗，可以一辈子不愁吃喝。李金林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偏心”。父亲说，“你是我的三闺女呀！”

愧疚与珍惜混杂在一起，李金林白天上班，晚上点灯学习珠算和会计。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糖酒公司倒闭了，她就学着“下海”，开了一个水产百货门店。在内陆的小县城，鱼虾是“稀罕物”，她从早忙到晚，进货时几百箱鱼堆满院子，鱼腥味沾在每个角落。

她的生活已经和土地的距离很远了，但她一直惦记着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买回一种根基。

赚到钱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几万块请人在村子里“填坑”。村子地势低，有一排大坑专门作为排水道，在县城建了排水系统之后就闲置下来。“填坑”一度成了村里的风气，填好了那块地就是属于自己的。用了三四年时间，坑被填平。李金林想把这块地留给女儿，但在划地界之前，母亲来找她，说二哥日子过得苦，有两个儿子，让她把地让出来。

二哥跪在母亲膝前，边哭边打自己耳光。李金林最终同意了，作为补偿，母亲悄悄给了她几枚银元，说这是祖上的财产，抄家时怕被拿走，一直都埋在地里。据说，真正的银元，一转会丁零零作响，贴到耳朵边听，能听到呼呼的风声。李金林没有去验证，只是把银元藏起来，从没给其他人看过。

就这样，在制度的浪潮中，李金林一次次与土地擦肩而过。曾经引以为傲的“非农业户口”，此时也成了一种尴尬的身份——她既没有农村的土地作为退路，也失去了城市的体制保障。她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中彻底“悬浮”的人。

等到再想起土地的时候，她已经老了，也病了。

土地是药

退休前不久，丈夫带李金林去了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问了她一些问题，做了检查，开了很多“睡觉药”，说吃了这些就可以休息，让心情变好。

那之后，李金林才知道，身边很多年龄相仿的姐妹、妯娌吃的“睡觉药”，其实是治疗抑郁症的。在小县城的语境里，没人会提起抑郁症。她们只知道自己晚上睡不着，整晚睁着眼，听着丈夫的鼾声，直到天亮。

亲戚们很快知道李金林病了。来家里看她时也会小声打听，“你的‘那个’怎么样了？”同样吃“睡觉药”的弟媳告诉李金林，吃了药感觉“像个傻子”，常常叫错别人的名字。

患有抑郁症的人总去农村的精神诊所诊断、开药。小诊所的墙上挂着三种药物的公示：抗抑郁、苯二氮卓类和精神分裂类。就诊的人在逼仄的空间里挤在一起。医生问几个问题，给他们开上相似的处方，吃下去就昏昏欲睡，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李金林不喜欢这种状态。医生告诉她，要把心底的委屈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这个病才能慢慢好转。但在家里，她想说话，聊聊做媳妇的委屈或者是做婆婆的辛苦，家人却总嫌她唠叨，“老皇历翻一遍又一遍，同样的事天天说”。

她干脆出门去种菜，这样家里就少了争吵的机会。

她像一个作息规律的上班族：清晨出门，中午十二点多回来，洗澡、吃饭、午睡，下午再下地，种到太阳落山。哪怕是气温很低的时候，衣服也会完全被汗水浸透，一天要洗两次澡。

在家里，做好家务、带好小孩，被视作一个女人天经地义该做的事。但在菜地里，一个擅长种菜的人，能够得到很多肯定。重新触摸泥土，是李金林唯一能掌控的确定性。她觉得汗水流出来，体检单上那些过高的指标，好像一起被带走了。

之前生病，她总是去诊所打很多抗生素，觉得这样病才能好。但她现在更信赖野菜了。短视频软件向她推送“十种常见野菜的妙用”，于是她每天的劳作任务又多了一项：挖野菜，炒菜吃或者泡水喝——蒲公英清热解毒，车前草抗炎抗菌、马齿苋散血消肿。

“小菜园”边许多野菜发芽。

她说药物是“有毒的”，但植物是纯天然的、绝对无毒的。她把吃不完的野菜全都晒干，塞了满满一柜子。有一次流感严重，她喝了很多蒲公英水，病没好，却把胃喝坏了。

丈夫指责了几句。李金林说，过几天身体恢复了，我就立刻种菜去。

找地的人

老人爱种菜，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许多搬进城市住的老人在自家小区种菜，延续种植的习惯，也因此时常引发与物业、城管的纠纷。

在小区的绿地上种菜，可以被清晰定性。小区公共绿地属于业主共有。《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虽然李金林不清楚《民法典》，但她也从不在小区种菜，这在“人情”上是一种“违法”。但如果找到一块城市边缘的菜地，就没有法律风险，不是一件需要偷偷摸摸的事了。

和她一样，在城市边缘，还有一大群“找地种菜的人”。

在法律意义上，他们不具备拥有土地的身份，却共同拥有着对土地的执念。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当地汽车厂、钢铁厂等的退休职工，一同找地的过程中，逐渐构成了一个“地下熟人社会”。

在火车站一带，最会“开荒”的是赵瞎子。李金林能找到那块铁轨旁的地，就来自他的“情报”。

赵瞎子常年在这一带活动，熟悉每块地的来历和去向，是最擅长找到适合种菜的地的人。他一只眼睛失明，大家说他长相很丑、行踪诡异；又因为姓赵，大家就都不叫他的本名，只喊他“瞎子”。

他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上世纪70年代，他找了份电工工作，后来又转成非农业户口。在当时，这是件体面的事，意味着可以离开土地，不再做“泥腿子”。他家的地一直留在父亲手里。父亲每天念叨着，希望这块地能被征走。后来征收通知到了，地被划入车站的建设范围，由于属于公共建设用地，只补偿了一笔很少的钱。

退休后，赵瞎子依旧生活在火车站附近，但自家没有了可供使用的地。于是，他成了找地“圈子”里资历最老的人，带着其他人一起开荒找地。

地图上的土地总在不断变更身份，比如在城乡结合部，许多集体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但现实中，这通常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征而未用，耕地撂荒，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土地边界模糊，疏于管理，就为居民自发种菜留下了余地。但是一旦种菜规模扩大，治理又必须回应。治理逻辑在城市和村庄又常常不同。而位于中间地带的小县城，通常具有一种“无法安置”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