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告诉南风窗，在千禧鹊桥，男方的主要对接人就是黄倩，“权力大，男嘉宾来了，她安排别的红娘介绍女孩相亲，她经手的男嘉宾，相中的女孩彩礼多少钱，她说了算。”

工商信息显示，千禧鹊桥被卷入三起合同纠纷案件。2024年8月，公司及其法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同时，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黄倩及其担任法人的绍兴市垣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曾四度被限制高消费。2021年4月，黄倩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今年10月，再次被列为被执行人。

黄倩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图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对此，黄倩在11月17日回应南风窗，“我现在还在冤”。她解释，自己只在上述公司工作了两个月，但身份证件被拿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册了公司法人。事情发生4年有余，她一直在“等老板处理”，也曾经向法院、工商部门提交证明清白的证据。当南风窗记者问及证据时，她说，证据资料暂时丢失了。

黄倩称，她早已从千禧鹊桥公司离职，其随后开办的祥瑞婚恋公司目前在停业整顿，但“公司没出任何事情”。现在，她的精力主要放在一家名叫鐤缘的新公司上，该公司不做闪婚业务。从发布的个人动态来看，黄倩的婚介生意依然红红火火，她认为自己口碑好，是因为“我不欺不骗，做到本分”。

那么，为什么一些需要维权的男方家庭联系不上她呢？她澄清说，“解释没有用，越描越黑。诉讼该怎么处理，我都处理了，我没有逃避。”

市场

程志东说，自己生长在福州闽清县，当地“90后”男多女少，造成了大龄男青年婚恋难。不少和他一样经历择偶困境的男性，在当地婚介的带领下，不约而同地来到贵州、云南，“跨省闪婚”盛行的两个省份。一些受访者对南风窗指出，贵阳市花果园一带，是闪婚婚介公司的聚集地。

“现在（做跨省闪婚的公司）多了，差不多有几百家，一两百吧。”贵阳婚介“谢大炮”向南风窗表示。他从2022年开始做闪婚业务，此前从事的是汽车销售。据《凤凰周刊》报道，在贵阳，一些开展闪婚业务的大型婚介公司每月可成交上百单左右，每单能获利5万—13万元不等，而下游的“红娘”每单也能获得1万—5万元。

谢大炮对南风窗否认了这门生意的暴利。“哪有这么简单，打个比方，一个人出了10万的服务费，中间七八个人拿这笔钱。”

这“七八个人”里，包括全国各地带男方赴贵州的“土婚介”、掌握女性客户资源的贵州本地婚介，在撮合相亲的过程中，还分为男方红娘、女方红娘，以及提供对接、谈价和“法律顾问”等服务的第三方婚介平台。谢大炮表示，为匹配合适的新人，婚介和红娘需要辗转对接客户资源，参与人员众多。

魏海舟曾向女方红娘所在的婚介公司“送缘”缴纳7.2万元服务费，后来向“送缘”追讨这笔钱时，他才摸清楚钱的去向：从男方红娘处要回3万，从送缘要回2.2万，另有2万在送缘一方的律师手中，对方称自己生病，暂时没钱还，打了欠条。

魏海舟称，在交给女方的12.8万元彩礼中，有4.2万元由女方红娘取走。图为女方红娘打给魏海舟的欠条/受访者供图

贵州丰来律师事务所的张林风律师，从2022年至今已承办或协办8起“跨省闪婚”纠纷案件。他告诉南风窗，贵州闪婚婚介和省外婚介已经形成一种“工程分包”的合作模式，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婚介将服务层层转包到贵州，由贵州婚介提供以本地女性为主的适龄对象。

李辛提到，自己就是由陕西一名吴姓的婚介带到黄倩的公司去相亲的。记者从这名婚介的视频号里看到，其持有千禧鹊桥公司颁发的“授权证书”，内容为千禧鹊桥授权其公司作为陕西省代理，全权委托其在陕西省咸阳市开展婚恋服务。

吴姓陕西婚介的视频号里，来自千禧鹊桥公司的授权证书

“跨省闪婚”现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结构特征。谢大炮告诉南风窗，贵州该市场的活跃，是因为留在当地的女性较多，而外省相对较少。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根据“七普”人口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

研究显示，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性别比畸高/图源：论文《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综合成因及对策建议》

周京指出，婚恋市场中存在婚姻梯度匹配和女性人口阶梯流动的双重作用，即农村女性向外迁移，且女性通常会嫁给条件优于自己的男性，这造成落后农村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效应，引发区域性和集聚性的婚配困境。

找个过日子的就行了。两位替儿子操办“跨省闪婚”的父亲，在受访时用到了相同的表述。“他就是要‘土’的，越‘土’越好，因为太漂亮的，老实男生驾驭不住。”谢大炮总结。

程志东一度很不解，“哪个姑娘会为了这一点钱，千里迢迢从贵州过来跟你结婚？谁知道这年头还有人为了这点钱拿自己的名声、自己的一辈子去这样子做。”

直到结婚，他对于妻子张蓝蓝的背景，只知道个大概：家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过世，母亲改嫁，曾在广东潮汕打工，离福建很近，此外一无所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他才从法院的调查里了解了更详细的情况，“她在村里名声很差，对母亲不闻不问的，跟家里关系不好。”

张蓝蓝的姐姐向南风窗证实了这一点。“有没有这个人（对家里）都一样，她从好几年前就开始跟家里各过各的了。”关于妹妹的闪婚，家人也无从干涉。出事以后，法院的公告贴到了家门口，“农村就是会说三道四的，闹得家里一点颜面都没有了”。

她表示，对妹妹的性格和成长经历“不清楚”，因为张蓝蓝很早就出来辍学打工——十五六岁的年纪，远在广东，和家人隔得很远，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跟家里张口。

谢大炮告诉南风窗，一些参与“跨省闪婚”的女性的共同特征是，离过婚，以前嫁得不好，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嫁条件好一点的。也有很多是来自山区的女性，因为当地风气不好，“男的有喝酒、家暴的，谁受得了”。

短视频平台上，宣传“跨省闪婚”的婚介数量不少，表现活跃。谢大炮称，有很多女客户，是通过社交平台主动找上的他。

随后，这些寻求“跨省闪婚”的男男女女，进入婚介精心织造的标准生产流程。

困局

让男方群体耿耿于怀的是，他们认为贵州闪婚婚介和女方串通“骗婚”，但这样的控诉多以失败告终。

张林风律师提到，他办的一起案件中，女方年纪小、心理防线弱，首次“闪婚”时向警方交代实情。婚介公司与她约定，领证后象征性与男方同住几天即可“跑回”，离婚由公司包办。

“领结婚证只是他们拿取钱财的一个步骤。婚介公司从接到单子，到介绍他们结婚，可能一周就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快钱’。”张林风说，这种模式在“客观上”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司法实务中，很难证实婚介和女方存在主观同谋，除非对方亲口承认。

此外，这些公司也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生命周期短，出问题后即注销就公司，再注册成立新公司，摇身一变，继续从事原来的业务。这导致进入司法诉讼阶段，法院的立案通知和后期的强制执行财产，都异常困难。

谭华宝称，贵阳的“跨省闪婚”婚介公司大大小小有上百家，每家的操作方式都不一样，他介绍过的成功案例也有很多。“怎么去理解我们这个行业？并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全部都过得不好，是吧？”

黄倩表示，业内确实存在“红娘教女孩子怎么去骗男嘉宾”的现象，但自己公司的红娘是“很正直的”，还要接受律师的法律风险培训，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能触碰法律。“我是做一辈子这个行业的人，跟他们赚快钱的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张林风告诉南风窗，当前执法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贵州当地的婚介乱象，未来有可能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安徽宿州公安局埇桥分局发布消息称，11月初，埇桥警方侦破了一起当地婚介与云南婚介合作的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抓获74人，涉案金额超千万。

11月初，埇桥警方侦破了一起当地婚介与云南婚介合作的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图源：埇桥警方官方发布

“婚姻市场有其复杂性，各地习俗不同，彩礼标准不一，还涉及车马费、谢媒费等不规范收费。它并不像普通商品，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划定明确的定价范围。”张林风指出。因此，未来有关部门需要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规范。

历经“骗局”的男方家庭，仍在苦苦挣扎。沈新强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短短时间，家里一下子损失了近40万，还背着25万～26万的外债。“这笔钱要不回来的话，到时候我要带着农药去，要给他们闹的……说实话我叫他们骗得死的心都有了。”

沈新强在微信中对记者表示

据红星新闻报道，在今年9月6日，湖北崇阳县一名男子付出27.8万完成“跨省闪婚”并遭“闪离”。成为新郎五天后，他吞下了农药，在屋后的一块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社会学家刘燕舞在河南、湖南、贵州三地农村考察发现，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婚姻消费与一个劳动力的年毛收入相比，增长迅猛，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3至4年才能结得起婚，如果考虑包括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这个数字将达到11至16年。

“当婚姻俨然成为一种高消费的时候，在农村整体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对于经济收入略微较差的家庭而言，儿子意味着高额负担。”刘燕舞提到。

故事还在继续。11月8日，南风窗记者借替高龄未婚哥哥寻找“跨省闪婚”对象的名义，拨通了一名江西婚介的电话。据一位江西“受骗”男方表示，自己正是通过其介绍去往贵州闪婚。

在南风窗记者报出“哥哥”月入工资水平5000～6000后，江西婚介表示，这个经济条件稍微差了点，不建议去云贵地区找闪婚新娘，更建议去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地。“我们在那边也有渠道和资源，国外要便宜一点，一二十万，替你办签证、护照、安排吃住，你去那边挑。”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的黄倩，“跨省闪婚”的男方、女方及其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