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马拉拉

实习生 钟诗艺

编辑 | 赵佳佳

“35岁就业门槛”是一个热门话题，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受到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加，难度还会增大。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正处于“代际挤压”的状态之中。他们既无法退休以完全脱离职场，又在面临年轻一代的颠覆性挑战，一旦失业，就可能面临彻底从职场消失的风险。从业18年的资深猎头安妮对南风窗说：“40岁是一个中年失业的卡点，这是比较明显的现象，同时40岁也是我们做猎头的年龄红线。”

高资历人士也无法幸免。他们是自身所属时代少有的高学历人群，或多或少地承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有人甚至做到了核心技术人员、高管，但在今天的职场里依然面临困局——海投简历门槛高筑，猎头机会逐渐减少，托关系面试依然被质疑——从前的“资深”变成了如今的“高龄”。

失业困境在高资历人群中更加显化。他们缺乏行之有效的支持系统。这样的人群，多见一人收入要供养整个家庭的单职工，或配偶低收入家庭。社会设法捞起弱势的底层人群，但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承接他们。和中年失业的现状一同挤压他们的是异常沉重的负担，高房贷、高教育支出、高赡养责任，和无法改变的自身老去。

一位曾经失业的工程师的妻子对南风窗说：“我们好像到45岁就成了社会的废人，可45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家庭的中坚力量，对吗？”

时代的列车没有承诺给所有人座位，在这群曾经的“优胜者”的人生故事里，在这个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样令人焦灼，甚至更加焦灼。

紧 缩

44岁的宋飞匿名卖了一块表。

那是一块和劳力士同档位的万国牌男士腕表，葡萄牙经典系列，18K玫瑰金。他很早就看中了这块表，但直到2021年，他才用11万左右的价格购入。那一年，他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家装企业经销商公司里升职为副总，从哈尔滨空降宁波，帮助品牌在宁波的当年市场份额做到了一个多亿。完成了公司的目标，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奖励，添了一点钱送了自己那块表，纪念他职场的高光时刻。

2025年6月15日，失业的第160天，宋飞把这块表挂在二手平台上售卖，因为这一天是他每个月花呗还款的截止日，在哈尔滨家里滞留的他，需要这手表换来的几万块钱。

2024年夏天，在北京房价最昂贵地段之一的三里屯附近，董岚昕和自己45岁的工程师丈夫已经在家里消沉了很久。2024年初，新工作只做满了一年半的丈夫再次失业，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因为育儿，董岚昕已经离开职场多年。

原本这样的生活是平静的。寡言少语的丈夫踏实工作，2004年从体制内出来后，在一家汽车设计公司一待就是14年，从公司底层工程师做起，经过努力一步步做到公司中层领导，其间参与了多种成型汽车的开发，从商用车到乘用车，从传统车到新能源车。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待遇也不断提升，一个人的收入足够维持家里的全部支出。配上董岚昕的人际活络，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她前后倒腾了6套房子。

董岚昕一家接受“就业与未来”的采访 / 受访者供图

但在2024年，他们过着一种十分紧缩的生活，一切都为了省钱。丈夫送孩子上课，一开始是开车，后来他嫌油费太贵，骑一辆电动车从三里屯到海淀，去一个多小时，回一个多小时。

董岚昕只在傍晚菜市场要收摊儿的时候才去买菜，裂口的胡萝卜，削完以后也没剩什么，腌点咸菜能拌饭吃。“平常我俩白天就是往床上一躺，一躺一天，我说真的就跟《白鹿原》里面田小娥和白孝文似的，两个人特别饿了，没有吃的，就往那破窑洞一躺……谁有心思做饭？除非孩子回来，给孩子对付一个。”董岚昕说。

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吵架，丈夫每次都没董岚昕能说，他摔门出去，但董岚昕知道丈夫只会去附近的麦当劳。因为麦当劳免费，而且开24小时。他要一直待在那里，如果不让女儿去叫，他晚上也不回来。

丈夫失业的11个半月里，董岚昕远在东北的发小很不放心。发小平时做财务工作很忙很累，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本来中午都要午睡的，可是都用来给董岚昕打电话。她知道董岚昕家真实的情况。“她怕我心窄，怕我扛不过去。”

在福建厦门，曾在国企旗下单位任设计主管的侯哥，40岁后，两年连续三次失业。他也不待在家里，图书馆离家近，有桌椅、空调和热水，能省钱。失业到现在，侯哥不敢花钱到了接近“自戕”的程度。“虽然我暂时还不至于吃不上饭，但我对花钱有恐惧感。在图书馆饿了，本来想吃碗面，但最后还是买了两个馒头，因为馒头只要2块钱，而面要10块钱。”他说。

厦门多台风，去年家里阳台的窗户有裂纹，被吹掉了一扇，一直拖着没换新的。这种氛围被孩子敏锐地捕捉，今年父亲节，儿子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礼物，画了一张100元的钱给他。失业后，儿子还给过他一次钱，真的是50元人民币。儿子成绩好，钱是写了作业给同学抄挣来的。

今年父亲节，侯哥的儿子给他画了张100元 / 受访者供图

人在被动失业后，都会感到恐慌，节流是能够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这些家庭呈现出来的状态已经紧张到了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毕竟他们都人到中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资本积累，有一套或者多套房屋，有一辆或者多辆车辆，也有过高收入的进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

在宋飞记录自己失业生活的视频下面，有人问他：“这几个月就挺不住，高管难道没有存款吗？”不仅是宋飞，侯哥、董岚昕都遇到过类似的质疑。在采访过程里，我们发现这种紧张状态的确和积累相关，但它并不是绝对因素，就算是家产丰厚的家庭，在40岁以上年龄的失业困境里依然会尽可能地消费降级。

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处，上海东方明珠的对面，未来浦西第一楼盘的附近，今年41岁的路总，家就在这里。经过近20年的打拼，他终于从一线基层销售员拼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集团总经理位置，他的职业生涯也在40岁的卡点遇到了中断，今年是中断的第三年。

意识到失业后，他尽力减少开支。妻子的包不买了，自己喜欢的金属制品不买了。“除了必要的吃，其他能不消费就不消费……以前就是穷苦过来的，没有什么控制不住的。”路总说。

路总的家在上海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界处 / 受访者供图

在浙江宁波，46岁的磊哥也在“量入为出”。他减少了应酬，尽量避免家庭的外出就餐，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以前为了给孩子“见世面”，经常会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国旅游，这两年几乎没有再出去过。孩子兴趣班的报班也更慎重，前段时间他儿子报名了打靶射击，要1000多元一次，因为儿子说不喜欢，上了5节课磊哥就停掉了。“原来是无所谓的，报名可能一次就报一年。如果他不想学了，我还会跟他讲，你得适应慢慢学。现在是不喜欢就不学了，而且我心里会想，钱花在这里干什么？”

他大学毕业后当了10年高校老师，在教培行业迅疾发展的热潮中选择了辞职，进入一家教育相关的美国上市企业做一线员工，干了三年就做了三省负责人。最多的时候，他的手下有200多人。后来，他选择创业。作为前合伙人，他在公司正式上市IPO之前，在权力斗争里被收购了所有的股份，这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财富，也带来了失业。那年他刚好40岁，之后再也没有被长期雇佣过，今年已经是第六年。

机 会

这些家庭并不是在刚失业的时候就呈现出收缩的状态，他们是逐渐发现了这个事实：40岁以上，可能再也找不到好工作了。

2022年，路总所在集团的母公司爆雷，他收到通知要解散所有的团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主动离开了岗位。当时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并不着急。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他的履历里最长的一次空窗期不过只是3到4个月。

他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小长假。一方面，当高管这么多年，级别越高，神经越紧绷，他难得有时间休息。另一方面，他长期出差，一直在外面“漂着”，没有时间陪孩子和妻子。那套能在阳台看到东方明珠的房子标志着他人生最成功的一个节点，是2015年底换的，但他都没有怎么居住过。

他失业回到上海的时候，女儿小升初，他第一次有了时间陪她去升学报到。因为工作，以往女儿的幼儿园、小学升学，他都不在场。“我就把她抱着，她两只脚夹在我的腰上，我把她抱到初中的学校门口。然后我和老婆说，这个照片和视频给我留好，这是爸爸送她去初中的画面，等到她以后读大学的第一天，我也把她抱到大学校园门口。”这是那4个月里，他感觉最松弛的时刻。

随后，他开始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划去找工作，和猎头谨慎地对条件，“我想找一个和以前级别相当的，企业未来的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的工作”。他计划在2022年下半年就入职新公司，但没想到一年多过去，依然没有着落。

没想到一年多过去，计划内的入职并没有实现 / 《城中之城》剧照

管理人员的面试，比普通员工面试周期长很多，第一轮和人力资源总监谈，第二轮可能是未来平级的人，到第三轮跟老板谈，路总前后聊了十几家公司。中间也有很接近成功的，有一家公司，猎头告知他：“对方董事对您的满意程度达到了85%以上。”HR已经通知猎头开始聊薪资了，但没了后文。这一年多里，他经历了形形色色的面试，有“骗方案”的，有“砍价”的，有本来顺利但突然“集团内斗”变卦的……唯一没有改变的是，40多岁，他确认自己失业了。

他逐渐发现“向下走”是一条死胡同。一方面，他的年龄已经在40岁以上了，他需要谨慎选择，如果选错了企业，容易一年半载再失业，会让履历变得难看，错过了高管的黄金年龄窗口，注定被淘汰。

另一方面，高管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越是金字塔往上的岗位，机会越少。有完善制度体系的企业一般不招人，那里的高管基本上不动。能够找到机会的企业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问题，在那样的环境里，领导都渴望立刻看到成果，无法等待战略和架构的调整，他要“单兵作战”，几乎注定失败。

在不远的宁波，磊哥的经历几乎验证了路总的判断。在40岁出头的时候，磊哥还试过重新进入职场，当时他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兼总监的职位，但只做了两个多月。“我创过业，当过老板，管过的人很多，很多问题实际很好解决。我去那边也是想做事情，不是为了养老的。但是那家公司情况特别复杂，我想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要得罪一批利益团体。得罪之后我又没法混，可能会把我的口碑做坏了，不如我离开。”他说。

本身那份工作就是双方难得谈拢的。磊哥找关系，花了一年的时间面试，承受了各种偏见。他曾被一位老板问到，“刘总您还能不能熬（夜）？”另一位做AI教育行业的老板对他说：“这个东西比较新，刘总您觉得您的接受度怎么样？”对方还询问了他的孩子和家庭。

“我感觉到，我的年龄成为他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意识到这层之后，磊哥改变策略，他不再希望能得到一个被雇佣的职位，他愿意带资入职当合伙人，工资可以拿低一点，只要还在行业内。但是那年教育行业受“双减政策”影响，老板们都异常谨慎，磊哥一直都没有谈成。

在这个阶段，年龄变成了一个让人在意的事情 / 《凡人歌》剧照

机会持续萎缩。“45岁以上失业，基本没戏了，”磊哥说，“2022、2023年的时候猎头还找我，从2024年开始猎头都不找我了。”他曾经和一位熟悉的猎头开玩笑说他不理自己了。对方回答得很有水平，他说：“刘总，您只能去当老板。”

有人脉、有积累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容易找到合适机会，只有技术和经验的资深工作人员情况就更为糟糕。

从年初开始，宋飞就连续在各种平台上投简历，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对方会用很多理由拒绝他，但是多数都是因为年龄。“宋先生您好，看了以往你的简历真的很优秀，但是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岗位有年龄要求，要求40岁以内。”宋飞回忆说。“这个真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歧视和侮辱。找工作需不需要说一下对未来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老板需不需要人才？需要。但是，在中间桥梁这里，就把我们排在外面了。”

同样被卡在外面的，还有侯哥。平台上他自己觉得合适的岗位已经全都投过了简历，甚至厦门每天有哪些新岗位出来，他都一清二楚，有可能的就尽快联系。但半年过去了，他还是失业。

情况至少在2020年底就已经如此。当时42岁的邓哥从广告行业失业，他有非常漂亮的工作履历，长时间在美资、日资4A公司从业，也做过本土公司的部门主管。失业后的两个月里，他海投了100多份简历但都没有回音。唯一一个和他沟通的是一家传统企业，但是对方要求他入职带资源，他没有资源。主动找上门来的，只有保险招聘。

即使40岁出头的时候暂时找到去处，但无法久待，年龄越大越容易进入连续失业、持续失业的死循环。宋飞从副总职位离开之后，今年是他第二次经历失业。侯哥从设计总监职位离开后，已经经历了三次失业。董岚昕的丈夫被工作14年的汽车设计公司辞退之后，他也经历了两次失业。

即使40岁出头的时候暂时找到去处，但无法久待，年龄越大越容易进入连续失业、持续失业的死循环 / 受访者供图

南风窗采访了有18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猎头安妮。她表示，在自己的工作经验里，40岁的确是一个就业的卡点。在承接招聘需求的时候，有的企业会先给出官方招聘要求，但随后通过电话沟通其他的隐形要求，其中常见的就是年龄40岁以下。随着近年B端企业招聘业务下滑，她建立了新团队面向C端求职群体，提供陪跑咨询服务。

“如果我发现对方的年龄是在40岁以后，我们团队会结合就业市场情况建议他们考虑重新定位或转型，通过招聘平台主动投递找到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好是通过人脉关系内推，或者帮助他去梳理他自己的优势、能力，找出职业转型方向。”

安妮能理解双方的难处。对应聘者来说，40岁以上是责任最沉重的年龄阶段。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它是逐利的。它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劳动力，比如年轻人。

压 力

理论上来说，这些人在失业后都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变现，他们可以活得相对轻松。但实际情况是，他们无法承受退出职场的后果。

“我们家睁开眼睛，每个月（的开销）就是2.7万（元）。”董岚昕说。目前家里在北京有两套房，一套在中心城区三里屯，每个月要还房贷1.5万元；一套是别区的普通住宅，每个月要还房贷6000元；车也是贷款购买，每个月要还6000元。人有可能会失业，但银行账单不会消失。

除此之外，每个月还有孩子停不下来的补课费。女儿5岁的时候，董岚昕用20元帮孩子参加了培训机构的测试，一测发现和别的孩子差距太大了，就开始语数英、寒暑秋春地补课，一直到现在没能停下来。

2024年丈夫失业的时候，刚好赶上女儿“小升初”，除了平日的常规补课，为了能分好班级，女儿还要上入学考试的加强班。数学报了两项，一个线上的5000元，一个海淀线下的7000元。语文也报了名师班，那位老师在家长圈里以“他的老师曾经是高考作文满分”而出名，收费1.2万元……除此之外，还有白天一直在学的钢琴课，450元每周，2种舞蹈课，450和540元每周。

在董岚昕看来，这些课程不敢不补。她所了解的情况是，同一个班级，有的学生可能五年级就学到高一了，有的学生可能连两位数除法都还不会。董岚昕说：“学校内部周六上午有‘天之骄子’班，下午的课后服务进度都是按成绩排。一朝没进去，步步赶不上。”

第一次选拔的时候，女儿没有选上，董岚昕一个人出去待了三天，她接受不了。女儿今年就要上初二了，董岚昕最担心孩子将来上“职高”。她和丈夫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他们亲身体会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把他们从东北和山西带到了北京。

家长们亲身体会到过教育的重要性 / 《小欢喜》剧照

丈夫失业了没有收入，家庭的运转全靠丈夫失业的赔偿款和她自己前些年倒腾房子剩下来的一笔钱维持。贷款和补课费是砍不了的支出，情况就变成了能省则省，不能省也想办法省。董岚昕想过卖房，但是房贷压力最重的房子，是为了女儿升学买的“老破小”学区房。

董岚昕的家庭并不是个例。2023年，宋飞放弃在宁波的副总身份，回到哈尔滨。一方面是因为经历疫情更觉得家庭重要，另一方面是孩子要升初中了，要从之前的步梯房换成一个学区房。他考虑过在宁波落户，这样孩子也能上学，可是当时的房价把他“送”了回来。

回家第二年，他就陷入了持续失业。前几个月还有一些存款，但中间他全款购买了一辆汽车，导致存款告急。有一家离家很远的企业联系他，他以为合作顺利，所以买车通勤，但事情结束在了谈薪资的环节。现在，他不得不开始变卖一些以前的收藏品补贴家用。

有个别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和嘲笑他，宋飞很无奈地说：“第一点，换房、买车，娃还要补课，我不花钱吗？第二点，我不是出生下来就是高管，我是一路打拼上去做的高管，我也没有做20年。”

邓哥失业后，只给了自己两个月的找工作时间。他有房贷，孩子一个学期的补课费七八千，耗不起。那段时间，他失眠，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怕影响妻子，起床站到阳台上往外看一看。“任何人都不能指望那点存款过日子，普通人能有多少存款？几十万了不起了，几十万能花多长时间？很快的。万一再有个什么事情手上一毛钱没有，怎么弄？”邓哥说。

这也是侯哥不敢花钱的原因。“（这种恐惧）不是无缘无故的，确实存在。工作不好找，真的有可能一年甚至两年都找不到。”他每个月也有房贷，虽然孩子成绩好从来没有补过课，但他也感到压力沉重。他不知道要如何托举他，未来才不会给孩子掉链子。

采访里能感受到，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高负债压力，一个就是孩子的教育压力。

侯哥家里阳台的窗户有裂纹，被吹掉了一扇 / 受访者供图

经济条件更为宽裕的路总和磊哥，也提到了教育压力。磊哥自己是做教育的，很早就布局了学区房，房贷已经还完。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还小，主要是兴趣班花费高，还能控制。但大女儿明年要高三，“现在是一对一高中补课，一节课1000块钱”，这是一定要花的。

采访路总的那天是周末，他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放学后都能自由玩耍。不像现在，孩子每天做作业做到晚上12点，早上6点多起来又要到学校。周末还要补课，现在已经出去了，又在补课。没有童年的快乐，而且关键是，你不补别人补。”

如果只考虑自己，路总已经可以停下来了，他认为已经抵达了很多人眼里的财务自由状态，他可以去滑雪、跳伞和蹦极，但他“没有安全感，一直都是危机感”。除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对女儿未来的担心，也是他没有停下来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他所在的时代是自己和自己的竞争，但未来女儿的时代人才是饱和的，是和他人的竞争。“现在，我们能为下一代提供的赋能关系很多，因为即使孩子能力再强，没有这些关系的支持，也很难成功。”

除了眼下的经济和教育压力，还有很多未来的问题。比如延迟退休政策发布后，40多岁失业的中年人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还有20年左右才抵达退休年龄，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没有缴满达标年限，一旦持续失业，如果不自掏腰包，就只能断保。

比如终将到来的衰老。“45岁确实是往暮年走了，这是真话。原来我大概每天12点睡觉，大概每天早上5点起床出去跑步，今年这种节奏就受不了了。虽然也会醒，但是觉得很累，下午必须睡一觉，否则缓不过来，就这个巅峰已经过了。”磊哥说。

支 持

有没有别的机会？

安妮在提到40岁以上人群失业难题的时候，指出了一个阻碍他们找到工作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尊严、面子问题——很多都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愿意求助。

安妮自己就有亲身体会，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朋友失业了，对方时不时来打听工作机会，但他没有求助。“他觉得我认识他，找我可能会显得没面子。但是他又会在平台这种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下单，最后单子其实也是流到我手上。”

是会有顾虑的。刚失业的时候，邓哥没有告诉父母和朋友，只有妻子知道。侯哥在失业后有时在社交账号上发一些状态，但他仔仔细细地屏蔽了家人。宋飞在一些瞬间会产生负罪感、耻感，比如工作时间遇到邻居，对方问他一句“最近没上班啊？”又或者，平时接送孩子都是妈妈，别的家长发现最近怎么是爸爸。而且正常是四点半放学，“他怎么能有时间呢？就感觉大家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会存在，但什么都抵不过生存压力。

在长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宋飞想了很多办法自救。他新买了车，就去跑了滴滴。一开始他拉不下脸，戴着口罩，生怕被熟人认出来，但后来发现也没人在意，第二天就把口罩取了。这之后，他还去过街边摆摊，卖自己之前的收藏品，净赔20元摊位费。

“高不成，低不就”，相比于他的家庭支出来说，这些机会带来的收入杯水车薪。有一天他跑了一个上午，去掉成本只挣了44块钱。单量上不去，“最久的时候我在路边等了半个小时，有200多个单，但就是接不到。”他跑了三四天的滴滴，只做了三四十单，他后来知道了自己是新手滴滴司机，不熟练而且口碑值太低，而别人都做了好久。最近有人问他做不做保洁，装不装柜子，他拎着包就去了，比跑滴滴的时薪高一些。

在街边摆摊的宋飞 / 受访者供图

侯哥今年2月失业，在6月初又失业。5月份他被一家公司招进去了，只干了仅仅一个月，又很快让他离开。他回忆说：“公司开了一个会，讨论下来觉得自主研发成本太大了，需要招很多人，而且以后的工作量可能也不够饱和，最后决定把项目外包出去。这样一来，我的岗位就变得很尴尬，不需要我了。”

这是他所在的设计行业里的一种发展趋势，外包。这段时间，侯哥唯一的收入方式就是接外包项目，5天，几十个网页，“没日没夜”地干，800元钱。可这不是长久之计，AI的兴起将会对这个行业造成极大的冲击，他知道这点，但是也坦言：“年纪大了，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家里有经济压力，也容不得你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有多个受访者提到了没有时间和资本去重新学习的问题。人到中年，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淘汰品，有时候连他们以往倚靠的专业，也会成为时代的过期品。

对这群40岁以上的失业中年人来说，他们有无法避免的经济压力，但支持系统是脆弱的——接受采访的8个家庭里，有3位是单职工收入家庭，剩下的5位配偶收入都无法单独支撑家庭支出；8个家庭里，有3个家庭至少有一位父母是农村户口，交的是新农合，没有上社会养老保险；而且，至少有2位失业者本人社保已经断缴。

中年人最害怕的事情是，失业，再遇到变故。

2024年8月对董岚昕的家庭来说，异常艰难。丈夫失业已经半年，中间找熟悉的猎头介绍去了一家公司面试，offer都已经下了，8月15日她让丈夫拉着行李提前去当地等候入职。但后来猎头传递的消息就是，“老板在办理入职的时候没有签字，‘他是78年的不是98年的’”。同期，他还经历了前后4次面试讲PPT的“白嫖”。

但没想到事情还可以变得更坏。也是这个月的一天，丈夫坐在沙发卡座上，罕见地叫了董岚昕的大名。董岚昕说：“当时把我吓坏了，这么多年他没有叫过我大名。他和我说，‘我爸得胃癌了’，然后眼泪就在眼圈里转。”他们把人接过来北京，到处问人哪里可以治，然后送进医院。治疗的费用，是种田的父母自己的存款。

除了工作外，生活还面临着许多变故 / 《熟年》剧照

董岚昕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数次哽咽。“那时候我睡不着，1点睡着，2点就醒了。有一次刷手机，发现一个直播间，它晚上7点多钟就开始放段子，放到晚上10点多散场，大年三十都不关门。其实那些段子来回演，去一趟觉得挺新鲜，我每天听都能背下来了，但你会笑的嘛，我就借着这个劲我赶紧睡。”

失业一年多，最绝望的时候，董岚昕和发小说，自己想过分开。那时候两个人面对面已经是“一潭死水”，把房子卖掉，他们都各自去重新开始，也许未来还能再遇到，一切都好了。她想过去葡萄牙当服务员，去日本做保洁、照顾老人，去加拿大给人带孩子，只要有钱拉扯女儿。

40岁的夸夸爸爸，是大厂从业多年的产品经理，在这之前他和朋友一起创业，但没有成功。因为工作忙碌，去年他才成了新手爸爸。以前他的生活是每天挤早高峰，横跨北京城区上班，24小时里至少有18小时在待命响应工作。但女儿出生之后，他间接拒绝了一部分的加班。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今年新的领导上台，给他的绩效考核打了他从业这么多年里的第一个C，这是被裁员的危险信号。

但是，今年他母亲的身体出了问题，父亲早就在10年前去世，他是唯一的直系亲属，5月他要请一个长假去陪母亲手术。他在请假的时候，附带了希望能对工作量合理调整的协商请求，然后他6月就被裁员。他最近在争取2N的赔偿，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大单笔收入”。

对这群中年人来说，到处都是责任，而机会是少的，除了逐渐被时代离心的自己，没有真正稳固的东西可以依靠。

出 路

失业和受挫之后，董岚昕的丈夫几乎已经“焊”在了床上。为了能让他出门，董岚昕帮丈夫找了一份驾驶陪练的兼职。一个月6000元的流水，挣不到什么钱，但他爱说话一些了。

丈夫一边做驾驶陪练一边找工作，董岚昕就在社交媒体上到处求助。有一次她看到一个清华毕业的学生去开出租的视频采访，她留言说：“我老公以前工程师现在还干驾驶陪练呢。”账号联系董岚昕，她带着老公去上了一期节目。在这之后就“火”了，丈夫以前大学的北京校友会看到之后，提出要帮忙联系找工作。女儿就读学校的家长看到了，也说要帮忙。

董岚昕和丈夫虽然拒绝了外界的帮助，但这对丈夫的状态有很大改变。她跟丈夫说：“这些要帮我们的人都不觉得你是废物，都在给你想办法。通过你一个采访的视频就相信你能行，你自己觉得你不行了吗？”后来，她丈夫开始每天滚动式投简历，前前后后密集投了500多份，任何与车相关的企业都投，连扫地机器人的公司都投了，终于在2024年年底实现了“上岸”。

如果人到中年，自己的支持系统有限，可以选择扩大求助面，这是董岚昕采取的措施。同时，这也是有自己社交账号的宋飞、侯哥采取的措施，他们分别以“从头再来的飞哥”和“侯哥带你找工作”命名了各自的账号，但他们自己目前却还依然待业。

因为失业得比较早，邓哥在2021年踩上了当年自媒体的风口，今年他的账号“行者东谈西说”已经拥有全网200万至300万粉丝。他之前在日本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含泪活着》，当时他就喜欢纪录片。失业后急需收入，他本来就是做传播这方面的工作，就拿着手机去拍了上海动迁的居民，顶着当时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逐渐有了稳定收入。

纪录片《含泪活着》剧照

虽然一开始挣得没有之前在职场的时候多，但它成为邓哥对自己人生的回应。“年龄大了以后我就在思考，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以后，好像就没来过一样，没人记得你。但如果我能拍一点这种纪录片留下来，以后有人看到，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还拍了这些片子，它也是一个人生的财富，我觉得也有意义。”

整合自己以往的能力，做自己感兴趣的、能坚持下来的事情，这是邓哥采取的方式。磊哥也是一样的逻辑，整合自己的资源，一边在账号“磊哥聊职场”上分享自己的经验，一边因为自己是评茶师的身份，成立了个人公司售卖茶叶。路总也整合了自己上下游的资源，创办了“路裕笙”米面粮油品牌，他选择了一条有风险的，但也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通往财务自由的路。

以上接受采访的人里，只有董岚昕的丈夫艰难地回到了职场。其他人要么被动创业，要么当自媒体博主，要么还在失业状态。“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是没有模板的，”董岚昕说，“祖辈和父辈们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上班领工资，家家户户都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我是我们家第一代靠自谋职业来生活的人，是第一代弄潮的。”人按照惯性以为一辈子可以“风平浪静”，但在当下极速变化的时代里，不存在这样的惯性。

在时代的不确定性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幸免，再优秀也不行。2025年1月之前，47岁的Sally是一家百亿公司的中国区女总裁，往前再推一份工作，她也还是外企的女总裁。她已经做到了很多人都无法抵达的高度，在美国总部开会，200多人里只有她一张中国面孔。但在2025年1月底，她在确认公司撤出中国的消息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失业。

那段日子是她人生的至暗时刻。患有渐冻症的父亲在疫情中离开了她，合作多年的朋友在工作里背叛了她，最后她的公司要撤出中国。她的理性让她看起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地完成了北上广三个工作室的人员裁撤、上下游客户和供应链对接，以及场地退出这一系列的工作。但她的情感地基，是崩塌的。

如果没有遇到这么多的变故，她会在提前获知消息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也许会带着自己的团队嫁接到另一个平台，她以前就这样做过。Sally从不踩空，但这一次她解散了团队，48岁，一个人独自回到了就业市场。

Sally在埃及 / 图源：@叫我Sally

虽然有不菲的资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压力，两个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大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即将毕业，二女儿在英国刚刚读初中，学费高昂。

她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从2024年开始，她在法国里昂商学院就读在职工商管理博士，同时也是ICF国际认证教练（为客户提供职场转型与规划服务）。1月后，她一边用跳舞的方式恢复自己，一边当教练，接受采访，受邀参加各种行业活动。彻底离开团队，刚开始她也是恐惧的，但她认为这样必要，之后再找的工作可能会是最后一份工作，她索性让自己完成从依赖团队的小职业经理人向大职业经理人的转变。

2月的时候，Sally接受过一些面试。她遇到的情况和大家的差不多，拿到了几个外企总裁的机会，“他们都是结果导向，你把业绩做出来，两年后他要把公司卖掉”。Sally拒绝了。本来美国公司在退出前向Sally承诺了一个调任的岗位，但流程复杂，也十分被动。她不想这样，开始问自己未来十年想做什么，她能做什么。她决定做中国活动品牌出海。想明白之后，她去北京找中国本土的Top品牌活动公司的负责人“抽了一根烟”，他们一拍即合，谈定了合伙人的身份，她要把办公室开到国外去。48岁，Sally又有了新工作。

如果一个人能一直幸运，那就成了一种能力。Sally把她的选择理解为一种使命感：“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做，我没有信心去做，谁还有信心去做？”这样的话暗示着一种规律，时代“弄潮儿”的财富和价值也许来自时代责任和个人选择的高度统一。

邓哥这些年见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对于时代和个人的问题，他这样回答：“当时代红利多的时候，更多的人靠努力可以得到红利；当时代红利少的时候，更少的人，更努力、更优秀的那部分人能抓住这个时代红利。”

如果一个人能一直幸运，那就成了一种能力 / 施泽科 制图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想成功，都很努力，但成功是个人选择和时代舞台的相遇。“八九十年代，有一波最大的红利就是出国打工，很多在日本打工回到上海买房子的人，现在资产都过亿了。不是每个人都去了，去了能挣大钱的人也没多少，大多数还是没有挣到钱的普通人……我所看到的真正挣到钱的人，不仅是他一个人，可能要靠几代人资源的叠加，又刚好做的行业遇到了风口，几种机会一起都叠加了才能真的很牛。”

40岁失业的时候，他也觉得沮丧，感觉曾经的努力都归零了，没有未来了，但他也还是走到了现在。“要勇于面对自己。”他说，面对没有符合曾经期望的自己，接受本来努力就不一定会成功的真相。但在这之后继续走下去，心态好一点，放下一些东西，会发现原来也许不需要那么多钱，和家人过着温馨的生活也可以是一种幸福。

时代会一直改变下去，但我们至少有一种选择，就是选择怎么面对它。

在还完房贷的最后一年，夸夸爸爸被大厂裁员。那不是北京很贵的一套房子，300万。但他不准备给女儿买学区房了，他也不想女儿重复自己小时候的“家训”——没有拿双百，回家自己主动脱下裤子，等挨打。如果时代没有提供更多选择，那么他决定在自己的这一代，结束父母奋力托举下一代的“牺牲”模式，结束被房子、车子捆绑的功绩模式。

虽然可能做起来更难，还是会在想到未来的社保时感到恐惧，但夸夸爸爸想试一试，他想给女儿当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