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公寓的走廊 ｜ 受访者供图

吴心越对于养老院最初的好奇，源自于爷爷奶奶对它的恐惧。

对于即将步入90岁的爷爷而言，虽然遇到了照护上的困难，但养老院是不可能去的，“死都要死在家里！”奶奶则跟她讲起很多关于本地养老院来源不明的传说：护理员把老人绑在床上扇耳光……

“养老院”这三个字对他们而言，不仅带来恐惧，还引发了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担忧和焦虑——要在一种巨大的不确定中去经历自己的年老，直至在日渐衰弱中走向一个确定的终点。

而真实的、日常的养老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在老龄化日益加剧之时，对它的需求和抗拒之间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撕裂？关于养老院的强烈而复杂的社会情绪背后又是什么？当时正在读社会学博士的吴心越，决定自己进入养老院去寻找答案。

在江苏省东南部某县级市的两个养老院做护理员“小阿姨”的近一年时间里，吴心越看见的是养老院里的种种脆弱：衰老、患病、失能、临终的身体，陷入照料危机的家庭，在社会变迁中落入边缘的护理员，以及艰难的照护日常。

吴心越把这些脆弱写进了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中。对吴心越而言，关注和呈现这些脆弱，不仅关于老年人自身，还关乎于照护体系中的每一个人。例如，作为照顾者，“三明治”一代或者是身处职场的子女们正在越来越难以分身于对老年人的照料，照料也愈发成为一种负担和冲突。

在吴心越看来，这种脆弱的反面并非“不脆弱”，也并非厌老和恐弱，而是韧性。这需要照护环节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更加完善的支持，有机会去重新正视照护的意义，去实践一种良善的照顾、一段有情有义的关系。

“大家都很脆弱，我们要一起修补这个体系。”吴心越说。

以下根据吴心越的讲述整理。

每天上午，护理员打扫房间时会将老人都推到走廊上 ｜ 受访者供图

临界时刻

我接触到的大部分老人都是被动进入养老院的。他们有些是被子女说服，最后无奈接受。还有的认知异常的老人，甚至是被用类似“去看医生”的理由“骗”进来的。

说是“骗”，但其实把父母送进养老院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大部分子女都表现出了十分复杂的情感，有无奈、不舍，还有内疚和自责。一位女儿告诉我，在把母亲送进养老院的前一天晚上，她一夜难眠，忍不住落泪——这个决定承载了太多的重量，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生活选择题。

对于老人而言，和早期对养老院的抗拒不同，那时去养老院会被认为子女不孝、被抛弃，现在大部分老人对养老院的抗拒可能更多是因为：这意味着我过去熟悉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不得不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熟悉一切，这也确认了自己人生开始衰微的转折点——进入养老院就是要去面向死亡了。对于这个转折，是更难接受的。

在进入养老院之前，通常先经历的是家庭的照料危机，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遇到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是，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的父亲中风瘫痪，卧床9年，原本可以帮忙照顾父亲的母亲有一天突然骨折，后来又中风。对于这样一个独生女来说，每天都疲于奔命于医院和家，不得不选择把父母送进养老院。

进入养老院的“临界时刻”往往也是老年人身体衰退的节点。很多老人在家里摔跤，骨折了，没有办法自己行动。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风的后遗症，出现失能的状况。现在养老院里比例越来越高的是认知障碍，对家庭来说，认知障碍的照顾可能是最难的。

老人静珠就是这种情况。丈夫去世后，“天生胆小，害怕一个人”的她主动提出要跟着三个子女轮流居住。她把自己的衣服、日用品打包进几个行李箱，每四个月带着这些箱子搬一次家。静珠就这样生活了12年，直到快90岁时出现了认知异常。

女儿惠珍回忆，那时母亲常常半夜起床喊大家上班上学，把家里的纱门、纱窗都拆下来，而且“人发呆的时候力气特别大”；又常常突发奇想要求搬去另一个孩子家，打乱了原先安排好的顺序和各家之间的平衡。最终，惠珍的大哥决定把母亲送进养老院。

曾有调查指出，中国老年人第一位的照料者其实不是子女，而是配偶。很多老人会在配偶去世后进入养老院。原本步入老年的夫妻二人还能相互照料，但失去一方后，另一方面临独居风险，照顾的负担一下子会压在子女身上。

在我调研的地方，子女跟老人基本上还会生活在一个城市，但并不住在一起。即便在这种条件下，一旦老人进入失能的状态，需要24小时监护时，子女也很难搬来跟老人一起住，或者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因为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要顾，照顾能力是不足的。

当子女下面还有孙辈要照顾时，很有可能会出现照顾上的“代际竞争”。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会优先选择去照顾家里的下一代，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我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在当下60多岁的面临育幼养老的“三明治”一代的身上。当下，在“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下，家庭成员通常会把时间、人力、知识、金钱先向下一代倾斜。

调研中，养老院里的朱好婆（好婆，即吴方言中的外祖母，也泛指老年女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养老院的。她原本由小儿子一家照顾，但当小儿子家的孙辈即将出生，小儿子和妻子很快就要进入祖父母的角色，将重心转移到孙辈的照料，只能选择把她送进养老院。朱好婆有很深的忧虑和沮丧，觉得“现在活着也是讨厌，不知要活到什么时候。”

在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的背景下，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养老”与“养小”的双重压力。但由于现阶段社会化照料体系和支持网络的匮乏，这些压力几乎都落在“三明治”一代，尤其是女性家庭成员身上——对上要照顾八九十岁的高龄父母，对下要帮子女分担家务、参与隔代照料，难以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和竞争。

也有老人会主动选择养老院。85岁的王凤玉是我遇到的少数主动搬进养老院的。30多年前，她和丈夫曾经帮大儿子在美国带孙子，后续带回国照顾到三岁，并在国内继续照顾第二个孙子。她力求晚年的独立自主，认为自己这么安定下来，还在人生冲刺阶段的孩子也就放心了。

养老院护理区，老郭床尾的小方桌 ｜ 受访者供图

养老院里的脆弱

2016年和2017年的暑假，以及2018年的下半年，我都在江苏省东南部一个县级市的两家养老院里进行田野调查，参与护理员的日常工作。一些老人把我当作新来的护理员，称我为“小阿姨”。

75岁的老郭是我在田野调查里关系最好的老人。他因为一次中风而半身不遂，从乡下搬进城里养老院的六人间，熟悉的日常生活也被迫中断。床尾的一张女儿买来的小方桌上，放着台历、报纸、收音机、药瓶、酱菜、水杯和碗筷，老郭平时就在这里吃饭、看报。每天中午和下午他会去门外的走廊坐一会儿，跟人闲话几句，看看窗外的天空和车水马龙。老郭几乎不出养老院，一年到头待在九楼。

我们的养老机构非常强调它的安全性，有围墙、自动化的铁栅栏大门、监控摄像头以及门口的保安。

当家属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时，便默认对方应该担负起保证老人生命安全的责任，于是机构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通常会采取规避风险、任务导向的“消极照护”，而非强调自主的“积极照顾”。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护理员也通常禁止老人走出自己看管的范围。工作人员在查房时，总会叮嘱老人多坐轮椅，行走时尽量使用助步器，会说“安全第一，不能摔跤”，“千万不要逞英雄了”。有时候，护理员对老人的小心翼翼甚至令我觉得有些滑稽。

比如说，一个80多岁的老人吃完沙琪玛，起身拿扫把清理掉在地上的残渣，护理员看到后立马制止她：“你干什么啦，我会扫的呀！”老人说：“我来扫，我也会的。”护理员阿姨就带点训斥的语气说：“你不会的！你只要吃！”然后拿过扫把，自己扫了起来。

机构和家属期待老人能够安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老人因此缺少那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机会，不用做家务，在走廊上锻炼身体也可能被制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匮乏是最明显的。这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老了、没用，将自己看作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强化了老年人脆弱的身体感。

有时候周末我会跟外公说想把他从养老院里接出来，但他会懒，可能是一个人在养老院里面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事情干，身体和习惯就会局限在那里，觉得走出去也麻烦。就像养老里其他老人说的，“在这里坐懒掉了”。

在养老院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套管理制度下进行。机构的节奏与个人的节奏一定会产生不协调，有的老人抱怨还未睡饱就要起床，有时毫无睡意却也不得不服从纪律躺在床上。

一日三餐成了养老院里的老人唯一需要等待的“事件”。有好几次，我特地看了一下时间，从开始盛饭到收碗筷只有15-20分钟。这本来是一段大家可以悠闲用餐、彼此交流的集体时光，但在机构的节奏之下被大幅压缩了。

在其中一个养老院护理区时，我常常被分配到给重度失能老人喂食的任务。起初，我总是舀起一勺食物，吹一吹凉，送到老人口中，等他慢慢吞咽下去。但当看到其他护理员很快的喂好了老人，我也难免感受到了速度的压力——一个班组的护理员得在全体老人用餐完毕且回收碗筷后才能开始吃饭，谁也不想当拖后腿的那一个。

当老人一旦无法进食、大小便失禁或出现失智症状，他就得从养老区“升级”到护理区。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家属都意识到，这次是真的迈入人生的最后一程了——已经失去了生活，只能日复一日地活着。

这不仅意味着离开原本熟悉的社交关系，与一些更加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相伴，也面临着社会性的进一步丧失。就像一位老人形容的：“住在楼下的人还有些滋味，到了上面来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自己做不了主的。”

衰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老年阶段已被大幅延长。1960年代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50多岁，而在2023年，这一年龄提高到了78.6岁。人均寿命的延长，再加上可能会经历一段不健康的失能状态的生命，会带来对照护更高的需求。

养老院里重阳节慰问演出，戴着纸王冠的是当月生日的寿星 ｜ 受访者供图

修修补补

在养老院里，我不仅感受到了老人的脆弱，还有护理员在这种工作中的脆弱。在一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时，我经常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吃饭、聊天，这也决定我最初的观察视角。在我田野调查的这两家养老院里，护理员几乎都是女性，年龄大部分集中在50-60岁、来自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多在初中以下。

我曾在田野笔记里记录了第一次看到护理员协助一名失能老人如厕的过程，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象过大小便会是如此漫长的一个过程。护理员阿姨自始至终非常耐心，但当时的我有莫名的焦躁，仿佛面对放慢了五倍播放速度的电影。

护理员们经常会跟我抱怨薪水低、工作繁重，尤其是这个工作很脏。这些护理员阿姨之前从事的大多是体力劳动，对她们而言，在养老院照顾老人也是一个体力活。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护理员讲话怎么这么粗声粗气、冷冰冰的，一点没有我们印象中服务人员该有的情感、语气。这其实跟她们一直以来的劳动轨迹、劳动习惯有关。

对于护理员来说，每天处理这些难以调动思考和情感的“屎尿工作”，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同样也是精神上的巨大消磨。护理员通常是一个人照护五、六个老人，工作比较繁重，情感层面的要求更多可能需要社工来加入。

认知症患者由于失去了对周遭环境和自己身体状况的准确判断，他们往往比其他失能老人更为脆弱。有的老人曾半夜翻出护栏跌倒在地，有的老人常常四处游荡，即便在看管严格的环境下仍然存在走失的可能。我也曾见到护理员被老人辱骂，手臂被掐出血痕。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大部分养老机构会在入院时就明确告知家属或签署“保护性约束知情同意书”。在养老机构的照护过程中，约束手段的运用最常引起道德争议，比如说给认知症老人系上约束带。

护理员阿姨曾向我解释：这种手段看着可怜，但是以防万一，要为他们的安全考虑的，也是一种技巧。有的家属来看，再不怎么怪你，自己心理也难过的。

大部分人都在家中经历了多年照护的艰辛，能体谅护理人员的方式。很多家属也会尽量改善约束的方式，比如自制更为柔软的约束带，有些家属也常常前来陪伴老人，减少白天约束的时间。

这种状态下的照护关系格外脆弱，它既包含关怀与照料，也存在着限制、剥夺的可能。孝亲劳动的外包虽然帮家庭成员卸下了生活照料的重担，但也伴随着忧虑不安，作为子女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把父母送进了养老院，他如何继续当一个孝顺的孩子？

“孝亲代理”能代理的是日常的照料劳动，比如像喂饭、清洁，以及一些贴身的护理，偏于效率导向的服务。它可以代替力不从心的子女履行部分照料的职责，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至于因为照料危机而中断。但它不能代理的是那些更个性化的、情感的照顾，像来自子女的关心、看望，日常的关注，还有医疗决策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补充、协作的。子女也可以对护理员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推动改善。

确实能看到，子女经常去养老院的那些老人，他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比其他老人要高，生活质量可能也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有些子女会经常探望父母，精心准备点心吃食，维系紧密联结和真挚感情。我曾看到一个90岁的老人，怡然自得地在小桌子前耐心地拆解大闸蟹，仔仔细细品尝了一个多小时。

把脆弱性这个话题重新带到公共视野来，是希望人们能关注到养老照护环节中每个人的难处跟弱点，建设一个对老年友好的公共环境。在这本书之前，我写过关于养老院的论文，在一席也做过相关的演讲，但那个视频会被一些自媒体截取片段，讲成“女博士卧底养老院，真相令人震惊”，我非常害怕看到这样的传播，它再一次污名化了养老院这样一个空间，强化了厌老心理。

近些年，针对养老院的“邻避运动”或许是“厌老”情绪最为集中的表现。比如，很多城市的业主们会签署联名信反对在自己小区周边建设养老机构，认为这会造成房价下降，机构的医疗垃圾也可能污染周围环境，救护车和殡葬车的来往也会让人产生恐惧心理。仿佛老年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而不是人人必经的生命阶段。

现在我们可能都更加去追求更强、更独立的个体，但它或许不是我们对于理想生活唯一的想象范本。不管是对于父母，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照护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德意义。我们要重视照护的价值和关系的价值，这就需要被照顾者和照顾者双方都要被给予支持，也就是照护的社会化和公共化，包括更人性化的养老院，更加周全的养老服务体系。比如说现在在全国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虽然目前的时间和项目还比较有限，但对于有些失能家庭来说，就可以帮助它再撑一撑。

对于更年轻一辈、身处职场的人来说，职场可能也在不停地挤压你的时间，在不断吃掉我们生活当中本应该属于照护的、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时间。如果作为一个独生子女，你在异地的父母突然生病了，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能支持你回去进行照料和陪护？政策上规定的劳动者的育儿假和陪护假、独生子女探亲假等等，有多少工作场所是可以落实的？对于照料来说，弹性工作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脆弱的普遍性，不仅是因为老年人特别脆弱，我们要去照顾他们，而是大家都很脆弱，我们要一起去修补这个体系。

脆弱的反面不是不脆弱，而是韧性。对于我们个体而言，脆弱的处境可能是不容易改变的，而韧性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回到日常生活实践当中的修修补补。比如说，当老人住在养老院，周末带他去公园散散心，春天去看看花。养老院的食物比较清淡，你带他换换口味，养老院很无聊，你跟老人探索一下可能会感兴趣的事情，从这些细节的修补中，也许能帮他获得一些力量和韧性，建立与年迈父母保持联结的仪式。

生命的暮色将尽，家人的同在往往就是此时最大的安慰和激励。人们需要这些实实在在的身体实践来践行一种笃定的、良善的伦理生活，也需要获得更完善的支持。一个人也只有经历过不辞劳苦、有情有义的关系，才能最终成为有情有义的人。

（文中部分内容节选自吴心越的新书《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

记者/计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