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是许多人对于变老最大的恐惧之一。它意味着失去记忆、情绪异常，最终导致认知的全面衰退。而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认知障碍中最常见的一种。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阿尔茨海默及其他认知症患者近1700万，占全球总数近30%，而许多人对认知症及其照护仍缺乏基本了解。纪录片导演任长箴和周轶君一起，将镜头对准认知症老人以及他们的照护者，展现他们面临的困境、挑战，以及希望。这不是一部关于“失去”的记录，更是一次关于“存在”的追问：当记忆的坐标被模糊，一个人何以确认自己，爱又将以何种方式存续。

纪录片的开头，周轶君问了老人们三个问题：“您多大年纪？”“早饭吃了什么？”“您有几个孩子？”

这些对常人来说最简单的问题，却无法得到哪怕一个正确回答。老人中有曾经大学的教授、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野战部队的军医……但认知症带走了他们的记忆、语言与表达能力。他们遗忘自己的年龄，不记得早上吃过什么，长时间地徘徊在头脑中那个扭曲的世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认知症是由多种影响大脑的疾病引起的一种慢性或进行性综合征。世界上每3秒就会有一人被诊断为认知症，表现出记忆、语言、行为障碍，乃至激越行为：多疑、妄想、刻板的行为重复、语言和躯体的攻击……背后，则是他们对自我被剥夺的巨大恐惧。

同样被剥夺的，还有他们与家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宁宁今年53岁，她的母亲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8年。将近3000个日夜，她随时陪护在母亲身边：做饭、喂饭、打扫卫生、为母亲按摩、清洁身体、陪她散步……时间与体力的巨大消耗之外，更让她崩溃的是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正向的情感反馈：“我觉得我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让她满意。你越是想让她过得好一点儿，你越难。”

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远非准备一日三餐那么简单。社交媒体上，时常能看到认知症老人的家属们表达心酸和疲惫：

“体力上精神上的彻底崩溃”；

“爷爷以前脾气特别好，生病之后就变了，骂人、尿床、抹屎，感觉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保姆护工换了好几个，顶不住他打人骂人，感觉自己24小时生活在抑郁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认知的衰退，重塑了老人的心智和人格，也让长期照护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梦魇中。纪录片的镜头前，宁宁哭着对母亲说：“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儿了，你让我有点儿自己的时间，行不行？”

心力交瘁的时刻，宁宁也考虑过让专业机构来照顾母亲，但顾虑重重。长久以来，“送父母去养老院”似乎与“不孝顺”划上了等号，这让很多人即使有想法，也迫于外界压力最终放弃；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压力也无法忽视。

在我国，大部分认知症患者仍由家人负责照护。根据国内首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状况调研报告》，65.43%照护者看不到治疗希望，感到心理压力大；68.69%的照护者健康受到影响；78.39%的照护者的社交生活受到影响。无尽的委屈和无力感、频繁的焦虑与恐慌、个人时间的彻底剥夺……长期照护认知症老人的压力就像是一个不断被积压的气球，时刻在爆炸的边缘。

卫正霞25岁，在“记忆照护区”工作，负责照护的都是患有认知症的老人。她记得有一天中午，她和同事们去查房，还没走到门口就闻到臭味，推门进去后发现房间的墙上被涂满了粪便。她笑着说：“当时我感觉天都塌了。”

几乎每一个护理师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有老人会把粪便直接扔到他们的身上。更不必说时常发生的激越行为：妄想发作、言语辱骂、肢体攻击……

有时候，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选这个行业？一个大学生，做这种又吃苦，又脏又累的活？

22岁的护理师王悦，一度考虑过退出。最纠结的时候，她给父母打了电话，父亲这么说：“如果你自己都不认可自己的工作，谁还会认可你们这个行业？”她一下子被触动了：“那我就再试试。”

成为护理师的过程，也是与老人们建立情感联结的过程。王悦至今都记得自己曾经照顾过的一位顾阿姨，那段时间她很想家，就在闲谈中和顾阿姨提起，顾阿姨说：“我抱抱你啊”。

“我一下子觉得特别温暖。当你熟悉了每一位老人之后，会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好，都很可爱。有的时候他们是会打你，不理解你，但他们只是生病了。”她说。

支撑这群年轻人投入照护事业的，不止是一颗热忱之心，更是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专业培训。入行之初，他们会接受一次特殊训练，穿上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特别研发的拟态服：眼镜片只留一个圆孔，模拟老人狭窄的视野；耳机让人听力模糊；厚重的手套让手指无法弯曲；沙袋束缚住手腕、脚踝和膝盖，感受行动时的沉重……

拟态服的正式名称是“衰老移情系统”，穿上它，哪怕只是走上几步，都会让人汗流浃背，疲惫不已。理解这些老人的无助，是护理师真正走近他们的第一步。

真正的帮助，是感同身受后伸出的援手。王悦每天走进病房的第一件事，是笑着向记忆衰退的阿姨重新介绍自己；另一位护理师青香，会和老人下象棋、陪他们看新闻、做早操；照护主管金红，在看到吴奶奶激越发作，错把摄影师当成坏人后，没有反驳和敷衍，而是耐心真诚地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解决……

很多时刻，认知症老人需要的不是纠正和规训，而是认可和理解。不揭穿他们的错误，不纠正他们的胡话，照护不是给予怜悯，而是郑重对待。

日常照护之外，护理师还会使用非药物疗法，如重现过往场景的怀旧疗法，来延缓老人认知功能的衰退，帮助他们重新唤醒对自我的认知。

曹泽玺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空军飞行员，某天，他参加了一场特殊的“人生报告会”。一切都像模像样：讲台、红旗、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的观众们……尽管老兵曹泽玺已记不清早餐的味道，但当他戴上勋章，讲述着脑海中模糊不清的人生往事，仿佛有那么一刻，他真的回到过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衰老和疾病或许可以模糊一个人的记忆，但照护者们相信，它们无法湮灭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他们眼中，老人们是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个体：刘院长挥挥手是想喝水了，李奶奶每晚八点要和儿子视频，肖奶奶睡觉前要在床头摆好小兔子……用真心承托起这些暮年灵魂的过程中，照护者们也得到了疗愈与共情；当记忆模糊之后，爱的信标反而愈加明亮。

在纪录片的末尾，护理师高欣这么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它好像不是‘工作’，我们的对象是生命，是用生命去陪伴生命。”

2024年，任长箴与周轶君一起，拍摄了纪录片《学会老》，用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重新定义“老年”。但伴随老年生活的不总是健康与活力，如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认知症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超过5300万患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但关于这一疾病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如何影响家庭、怎样才是正确合理的照护方式……大众还了解得太少。而了解，始终是改变的第一步。

这也是任长箴与周轶君再次携手，花费一年时间拍摄这支纪录片《陪你老》的原因。

任长箴说，在拍摄之前，她对老年护理的刻板印象是一群50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高的护工每天给老人喂饭喂水；但真正接触后，才发现专业照护要做到的远远更多。音乐疗法、怀旧疗法、记忆训练……在身体的照料之外，护理师会通过各种非药物疗法来缓解老人的身心压力。为了照护认知症老人，新员工要接受入职8小时导入培训，培训合格之后才能进到记忆照护区。之后3个月、6个月内还有30个小时能力提升的培训，再接下来还有50个小时的专家级的认证和培训。这不仅是为了提升专业技能，也是保障护理师们能获得心理上的指导和支持。

“我也和认知症老人的家属交流过，有位女士的母亲2018年开始出现症状，当时家里四个人一起照顾，但她说自己的内心还是只有‘崩溃’两个字可以形容。送母亲到专业机构后快7年了，状态非常好，她很感激护理师能让母亲在患病的同时还保有尊严和欢乐，这是她光靠爱做不到的。”任长箴说。

纪录片的最后，宁宁决定把母亲送到养老机构，让她得到专业照护的同时，也给自己“松绑”。未来，这可能成为更多认知症老人家庭共同的选择。当照护的压力无法在家庭内部被消化，向外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对照护双方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认知障碍不只是个人、家庭，更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它关系着每一个人后半程的生命质量。学会直面这份恐惧，接受、了解、提前规划，在需要时寻求专业层面的照护，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患病的事实，却能让这场旅程变得更轻盈、坦然。

正如周轶君在纪录片里说的那样：“照顾认知症老人，就像是捂一盏快灭的油灯，每个人都知道，它不会再亮起来，但只要全心全意护住那点小小的火苗，就能温暖地走完最后一程。”